第三百二十八章 珍惜眼前人

  上海的報刊上紛紛報導此事，絕大多數持贊成態度。

  這要歸功於張座霖在北平的所作所為，他的高壓統治讓其失去了新聞界的支持。

  4月26日，張座霖下令殺害了北平著名報人邵飄平，引起了新聞界的同仇敵愾，也可以說是兔死狐悲。

  張座霖今天能殺害邵飄平，明天就能殺害其他報人，除非是大家都不說真話。

  新聞界一向講究言論自由。

  雖然大家知道這是相對的自由，但這是新聞界的堅持和驕傲所在，是新聞界的臉面。

  張座霖殺害邵飄平的舉動是在打新聞界的臉，得罪了整個新聞界。

  北平的新聞界懾於張座霖的恐怖統治不敢出聲，連公開的追悼和紀念都沒有，一片沉寂。

  上海的新聞界則嚴厲聲討了奉軍在北平的暴行。

  別小看新聞媒體，媒體能夠通過報紙影響讀者，讀者是什麼，是民心。

  正因為如此，上海的報紙對於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贊成者居多。

  當然，也有反對的聲音，主要還是因為廣州國民政府和蘇聯合作的事情。

  張座霖有日本人撐腰，北伐軍的背後是蘇聯人，說起來兩者是半斤八兩。

  林子軒反對和蘇聯聯合，不過卻支持北伐。

  他希望北洋政府快點倒台。國家早日統一。這樣中國才能有一段相對安穩的時間，不至於到處都是戰亂，最終受到傷害的還是老百姓。

  這段時間，他安下心來撰寫關於美國經濟危機的論文。

  宋子聞在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又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想要說服這位經濟學的高材生可不容易。

  要拿出真東西來，為此。林子軒把丟掉很久的經濟學又撿了起來。

  他甚至想是不是進修一個經濟學碩士學位，自己的文憑太低了啊。

  這時候，徐至摩來到了上海，他並非是專程來上海，而是路過，他要回老家海寧。

  原因是他和陸小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但他的父親堅決不同意。

  徐父認為兒子離婚已經是大逆不道，現在又要娶一個結過婚的女人，更是敗壞門風。

  徐至摩想讓林子軒和他一起回海寧。勸說父親答應這樁婚事。

  這讓林子軒哭笑不得，不過沒有拒絕。

  陸小蔓和王庚在1925年年底離婚，和徐至摩算是你情我願，林子軒只有祝他們幸福了。

  在回海寧的路上，徐至摩說了他今後的打算。

  北平太亂了，張座霖的高壓統治讓嚮往自由的徐至摩很不適應。他準備結婚後搬到上海來。買一套房子，在大學裡教書。

  新月社的不少人都有這個打算，因為林子軒的關係，上海是他們的首選。

  也有人到南京、廈門、廣州等地謀生，要麼到學校教書，要麼在報館任職。

  比如語絲派的林羽堂在5月份就帶著家眷逃離北平，到廈門大學任文科主任，他向廈門大學推薦了一批在北平教書的學者，其中就有魯訊。

  由此，北平的學者陸續南遷。最終匯聚到上海。

  這是林子軒第二次來到海寧硤石鎮，第一次是來海寧觀潮的時候。

  有了林子軒的介入，徐父倒是不好斥責兒子，讓徐至摩陪著林子軒四處遊逛，熱情招待。

  這或許就是徐至摩的目的。

  幾天之後，徐父終於鬆口，徐至摩想要結婚必須經過他的前妻張幼怡同意。

  如蒙大赦的徐至摩返回上海。

  此時，張幼怡已從德國回來，住在二哥張軍勱的別墅內。

  林子軒和馮程程以朋友的身份邀請了這兩位舊日眷侶，給他們創造一個洽談的機會。

  在法租界的餐廳里，張幼怡穿著一身洋裝，文文靜靜，透著一股自信的神采，相比較而言，徐至摩則有些唯唯諾諾，失去了詩人的自由灑脫。

  林子軒和馮程程先行離開。

  在路上，馮程程不由得嘆了口氣，感情的事情真的說不明白。

  看著張幼怡和徐至摩也是郎才女貌，門當戶對，還有了孩子，想不到說離婚就離婚了。

  新式的人追求婚姻解放，追求自由戀愛，為此不惜離家出走，以前的馮程程同樣如此，反對包辦婚姻，但現在過的也很幸福。

  那些追求自由戀愛的人就一定幸福麼？還是會被傷害的遍體鱗傷？

  只能說各有各的緣分，各有各的幸福。

  林子軒在後世看慣了男女之間的聚散離合，離婚成了普遍現象，但幸福就很難找到了。

  看著餐廳里的那兩位，他握著妻子的手，覺得更要珍惜眼前人。

  張幼怡同意了徐至摩和陸小蔓的婚事，大方的送上了祝福，這讓徐至摩頗為羞愧，也放下了心事，返回了北平。

  在北平，胡拾正準備離開，他要前往英國，順便到莫斯科參觀訪問。

  胡拾到英國是為了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

  1925年5月，英國國會通過關於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議案。

  1926年3月，胡拾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7月，胡拾離開北平，經哈爾濱，乘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前往英國。

  這是胡拾自1917年留學歸國後，九年間第一次走出國門。

  也是繼徐至摩和林子軒後，又一位來到莫斯科的中國文壇頗具影響力的人物。

  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

  胡拾先去參觀革命博物館，細細看了俄國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運動史料，很受感動。

  隨後，他遇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同他們一道去參觀莫斯科的監獄。

  三人看了都覺得很滿意，認為莫斯科的監獄很有人道主義。

  胡拾又同他們討論蘇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統計材料，印象也不錯。

  他甚至覺得蘇俄「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的感想與至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經過短短三天的參觀，胡拾對蘇聯大加稱讚。

  他的信件傳回國內，在報紙上披露，引起了又一輪對於蘇聯的爭論。(未 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