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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一章 小說家的想像力

2023-11-17 16:45:06 作者: 薪越
  為什麼說是名義上呢?

  清朝末年,隨著租界市政對華界刺激的日益強烈和地方自治思潮的形成,上海紳商發起地方自治運動並成立機構推行自治事業。

  1911年,先後建立上海城廂自治公所、上海市政廳。

  辛亥革命爆發,上海光復,上海地區道、府兩級行政機構均被撤廢。

  滬軍都督府成為控制上海地區的主要軍政機構,直轄上海縣署和在上海城廂及寶山縣閘北地區的市政機構。

  上海地區其他宣布獨立的各縣名義上隸屬於江蘇都督。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上海的學校和行政機構前面會加上「江蘇」字樣的原因了。

  1914年1月,北洋政府在上海恢復道的建置,統轄上海地區各縣。

  北洋政府又先後派鎮守使、護軍使坐鎮上海,實行臨時軍政制度,上海地區的行政權實際操諸軍閥之手。

  因為北方軍閥混戰,也影響到上海地區的政權變動。

  1915年11月,上海鎮守使鄭汝城遇刺身亡後,北洋政府將上海鎮守使改為淞滬護軍使。

  淞滬護軍使何風林上任後,惟皖系軍閥、浙江督郵盧永翔之命是從,浙、滬結成緊密的聯盟,盧永翔繼續獨霸上海的財政收入,這就與盤踞江蘇的直系軍閥產生了嚴重的對立。

  1920年10月,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的李淳暴死於任上,齊燮員繼任江蘇督軍。

  齊燮員聲稱:上海是我們江蘇的一部分,一定要奪回。

  盧永翔則視上海為自己的經濟生命線,堅決不肯放手,遂反擊道:「上海是浙江的門戶,一定要保持。」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系軍閥把持北京政府。

  盧永翔與何風林為了保持浙江、上海的地盤,與張座霖、孫仲山聯絡,結成「反直三角同盟」。

  這就是目前上海市政府的形勢,為了爭奪上海,浙江軍閥和江蘇軍閥的戰爭一觸即發。

  在這種大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對於櫻木俊一的要求非常為難。

  電影是個新生事物,北洋政府還沒有一個統一的電影審查制度。

  1920年,江蘇、浙江、天津等省市先後頒布電影審查規定,對「誨淫誨盜,敗壞人心習俗」等的本土影片的製作與上映給予審查。

  這個是地區性的,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具有太強的約束力,到了1924年,北洋政府內務部才發出通令要求進行電影檢查。

  而且《津門大俠霍元甲》可是愛國電影,除了影射日本人,找不到可以禁映的條款。

  如果在華界用影射日本人這一條禁映電影,可能會引起暴動。

  於是,上海市政府把這件事推給了外交部,畢竟牽扯到日本人,屬於外交事件了。

  說實話,上海市政府管不到明星電影公司,因為明星電影公司是在法租界創辦的,有美國人投資,屬於中外合資企業。

  這就是林子軒的精明之處了。

  他把美國律師彼得遜拉入了明星電影公司里,給予了一個小股東的身份,並且以彼得遜的名義在美國註冊了一家空殼公司,參與到明星電影公司的投資中來。

  這在後世是很常見的現象,為了避稅或者爭取優惠條件,很多中國公司都會披上一層外資的皮囊。

  彼得遜律師還是明星電影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和法律顧問。

  當然,林子軒為此付出了不少代價,但從長遠來看,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櫻木俊一陷入抓狂的狀態,他以日本領事館的名義向北洋政府的外交部發出抗議,要求禁映《津門大俠霍元甲》。

  北洋政府外交部的辦事效率很快,畢竟牽涉到了日本人,派了人來進行調解。

  林子軒對此無所謂,那就慢慢調解吧,反正他又不著急。

  1922年8月10日,《小說月報》第13卷第8號在全國發行。

  這裡就要說說商務印書館強大的發行能力了,發行是衡量一家出版社實力的重要標準。

  商務印書館創建於1897年,是全國民間第一大出版機構,職工高達數千人,是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體的出版企業。

  它以出版為中心兼顧多種經營。

  編寫大、中、小學等各類學校教科書,編纂《辭源》等大型工具書,譯介《天演論》、《國富論》等西方學術名著。

  整理《四部叢刊》等重要古籍,編輯「萬有文庫」、「大學叢書」等大型系列圖書。

  出版《東方雜誌》、《小說月報》、《自然界》等各科雜誌十數種,創辦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校,製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攝電影等等。

  它在全國各地設有數百所辦事發行機構,可以把書籍和雜誌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國鋪開。

  林子軒的萬象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完全沒有可比性,就像是一個嬰兒和大人一樣。

  這一期的《小說月報》可以說是平淡的很,沒有激進的言論,沒有戰鬥,好像一下子整個世界充滿了和氣。

  唯一的亮點恐怕就是林子軒的《邊城》了。

  這不是說《邊城》就具有戰鬥性,而是沒有其他可看的,只有這一篇還能賞析一番。

  首先是因為林子軒的名氣足夠大,還因為這是林子軒寫的第一篇有關國內的新文學小說。

  於是,《邊城》備受文壇各方的關注。

  魯訊看過後沒什麼表態,但心裡頗不以為然,《邊城》把農村寫的太理想化了,與其說寫的是現實主義,不如說是浪漫主義。

  林子軒把自己對於美好事物的想像強加在那群農民身上,把農村詩意化,對於新文學的發展來說,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周作仁則頗為讚許,《邊城》中表達的美學觀念深得他心。

  包括胡拾等人都發表了意見,認為這是新文學的一種寫作方向。

  這種詩意化不是歐美化的詩意,而是來自於本民族內部的詩意化,是對傳統美德的追尋,是一種尋根。

  當然,貶低者也有,這次他們不說林子軒文采差了,而是從另一個角度來批判。

  林子軒沒有去過湘西,怎麼能寫出如此優美的湘西風俗呢?這或許是有人代筆。

  林子軒對此嗤之以鼻,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麼?

  按照這個邏輯,小說家寫的小說都要自己親身經歷一番,那小說家寫女人,就要先做一回女人,寫死人,就要自己先死一次,寫外星球,就要先去一趟外太空。

  那不是小說家,那是神經病,小說家最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擁有豐富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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