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最後和平(1)

  1952年11月29日拂曉前幾小時，正是紐約最寧靜的時刻。一些睡眼惺忪的人穿著冬季旅行服裝，單個地或是三三兩兩地悄悄來到曼哈頓各處的指定地點，等候從黑暗中駛來的轎車。將在新政府里擔任國防部長的查爾斯·威爾遜未帶行李，獨自等候在第5大道和58街的東南拐角上。由此向北30個街區，將出任司法部長的赫伯特·布勞內爾走出了他的房子。最大的一群人是被要求宣誓保密的記者和攝影師們，他們簇擁著新聞秘書詹姆斯·哈格蒂，從通常供郵政卡車用的一道斜坡向上，走出了洞穴狀的賓夕法尼亞火車站。最後，在早上4時30分，一名特工人員從莫寧賽德大道60號艾克家中溜出來，他把那個正在值勤的身穿制服的巡警騙到那邊角落裡，去談一件隨意編造的什麼事情。等到那個巡警的背剛轉過去，艾森豪急忙從門口出來，走向一輛等在那裡的汽車。當選總統正要前往朝鮮，去履行他的競選誓言。其安全工作做得如此嚴密，連穿制服的紐約警官也不能知道他的行動。

  由於一國之主出訪戰爭地區本身涉及的安全問題，秘密勤務局想出一套方案來掩蓋艾森威豪威爾的朝鮮之行，直至他去而復歸。財政部長喬治·漢弗萊把這套方案稱作是「你一生中所聽到過的……最不可告人的『斗篷加匕首』的行動。……」在艾克飛往朝鮮時，一些來訪的要人川流不息於莫寧賽德高地，給報界造成這樣的印象：他們正與當選總統商談公務。實際上，星期六這一天中午時分，艾克的「星座號」飛機已遠在太平洋上空了。

  艾克是在批評家們小有爭議的嘈雜聲中飛走的，這些批評家，包括他一行中的一些人，他們堅持認為此行冒的風險很不值得。但是艾森豪強調說，他打算實現他的誓言。他沒有解決韓戰的「靈丹妙藥」，但是他想了解情況。當選伊始就向美國公眾背信棄義，將給他帶來「不過是又一位政客」的污名。（安全工作被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12月5日，艾森豪完成了他的使命首途回國之後一小時，就有11架共軍戰鬥機襲擊漢城機場。）

  然而，無論如何，這次旅行就像怒不可遏的杜魯門在競選中曾指責過的那樣，充其量是一個政治噱頭，主要對達到公共關係目的稍有價值。艾克一開始就激怒了李承晚總統。李承晚的想法是：他可以利用來訪者的威望來重振他自己日漸式微的民心，並在疲憊萎靡的朝鮮人民當中重新燃起戰爭熱情。李承晚打算讓艾克在朝鮮待上一整個星期，向國民議會發表講話，主持龐大的軍事討論會。艾克隨行的顧問們不允許對將軍做此安排。艾森豪只打算在南韓待72小時，多半是同他的軍事領導人在一起，主要是聯合國軍總司令馬克·克拉克將軍和第8集團軍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將軍。艾森豪橫掃朝鮮的狂熱勁頭使合眾國際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回想起了剛剛結束的競選活動。艾克視察了靠近前線的部隊，嘎吱嘎吱地踏過冰封雪蓋的戰場。他在一所美國流動陸軍外科醫院裡同傷兵們交談，遠處砰然爆炸的炮彈聲不時傳來，清晰可聞。在這三天中，他只有一小時時間同心情不快的李承晚在一起，而且是在兩次會見中。

  李承晚也未能從艾森豪在旅行結束這一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所做的泛泛評論中找到什麼安慰。哈格蒂想防止艾克被問及有關具體的計劃，於是他不准許記者們提問。艾克認為，「要以一個積極且確定無疑的勝利」來結束戰鬥，「而又不冒著可能要擴大戰爭的嚴重風險」，這是很困難的；然而，美國將「把此事做成」。這次訪問確實迫使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他在回憶錄中所說）：「我們不能永遠站在靜止的前線，繼續承受傷亡卻沒有任何看得見的結果。小山坡上的小打小鬧不能結束戰爭。」艾森豪現在顯然與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所見相同，即需要用一個相當重大的姿態促使共產黨接受和平，但是艾克所矚目的超出了常規步兵行動。在艾森豪抵達之前，克拉克將軍的參謀部已經搞出了一項把戰爭進行下去的應急計劃，其中包括把韓國軍隊的規模從16個師增加至20個師（64萬人）；還考慮了使用中國國民黨部隊的問題，以及「嚴肅考慮」了使用原子武器的問題。但是，克拉克沒有得到機會同艾森豪討論這些代號為「OPLAN 8-52」的應急計劃。在克拉克看來，這是「有關這位當選總統的訪問最重要的事情。……關於打贏這場戰爭將要付出多大代價的問題一直也沒有提出來。在我們的多次交談中很快就清楚了，他將謀求一個體面的停戰」。

  艾森豪從漢城飛往威克島，在那裡登上「海倫娜號」巡洋艦，作一次為期三天的放鬆巡遊，前往夏威夷。未來內閣的大多數成員（包括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他曾留在紐約作為矇騙行動的一部分）都在艦上，而且給報界的印象是在開高層戰略會議，其中又以朝鮮問題為中心。埃米特·約翰·休斯參加了一些會議，他發現「這些會議的真正實質與它們的公開形象之間有著某種令人驚愕的反差」。杜勒斯是一位主宰人物，他可以高談闊論對外政策或任何其他題目達數小時。「杜勒斯顯然給艾森豪施加了一種一貫的影響。」休斯總結說，「他忍受了他。」

  正當艾森豪首途返回大陸時，他得到了來自一個預料之中的人——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忠告。他在全國製造商協會的一次全國性大會上說，他有一個結束戰爭的計劃，如果他被請求，他將把這一計劃向艾森豪陳述。艾克立即發電錶示接受麥克阿瑟的想法，來「舉行一次非正式會晤，在會上，我與我的同僚們可能從你的見解和經驗中獲益匪淺」。12月17日，（在杜勒斯私邸這個方便的中立地點舉行的會晤中）麥克阿瑟把一份長達幾千言的備忘錄交給了艾森豪，其中的關鍵要點是艾森豪與蘇聯領導人史達林之間的「雙邊會議」。美國將要求德國和朝鮮的統一，並由兩大國保證它們的中立以及奧地利和日本的中立。要是蘇聯不接受：

  我們就準備肅清北韓的敵方軍隊，這一意圖可以通過如下辦法來實現：用原子彈轟炸北韓境內的敵人軍事集結點和軍事設施，在戰地散播適量的製造原子彈的副產品放射性物質，封閉從鴨綠江通向南方的敵人主要補給線和交通線，同時在北韓兩面海岸進行兩棲登陸。

  中國的軍事和工業設施也將受到轟炸。

  艾森豪不加表態地聽著，顯然怕說什麼話對麥克阿瑟加以鼓勵或是否定。他最後說：

  將軍，這是一種新的東西，我將必須看看我們自己和我們盟國之間對這場戰爭進行下去是怎樣理解的。假如我們準備轟炸鴨綠江那一邊的基地，假如我們準備擴大戰爭，我們就必須確保我們不會冒犯整個……自由世界，或者背棄我們的信仰。

  最不喜歡關於麥克阿瑟「秘密計劃」消息的人，就是杜魯門。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向麥克阿瑟或任何有一項「合情合理計劃」的人發難，請他們「立即」把這計劃提交給他。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將軍給麥克阿瑟送去一份彬彬有禮的短箋，請他把他的見解送到上級這裡（儘管布雷德利沒有特別強調，作為一名將級軍官，麥克阿瑟仍然需要服從軍紀。當一名將軍不再擔任現役職務時，他仍是一名軍官）。麥克阿瑟沒有照辦，他的理由多少是站不住腳的：杜魯門政府沒有足夠時間對他的計劃加以任何有價值的利用。杜魯門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無論是艾森豪的朝鮮之行，還是其同麥克阿瑟的會晤，都是在「譁眾取寵」。

  但是隨著1953年開始，艾森豪面臨著即將離任的政府曾面臨過的同樣問題：如何設計出一個和平方案，它既能堅持把美國和聯合國軍帶進戰爭的那些原則，同時又能讓一個難以對付的敵人樂於接受。

  「亞洲人打亞洲人」

  政府的更迭給參謀長聯席會議帶來了廣泛地重新研究戰爭政策的機會，將軍們和五角大樓參謀部的軍官們很快就認識到了新任總統眼下的打算：他將把這場戰爭儘快地「朝鮮化」，來取代目前美國所起的主導作用。正如艾克在一次競選講話中所說：

  聯合國——而又以美國首當其衝——一直不斷地被迫向這些前線輸送人員，這簡直是毫無道理。這是朝鮮人的差事。我們不想讓亞洲覺得西方白人是它的敵人。如果那裡一定要打仗，那就讓亞洲人去打亞洲人好了，我們則支持自由這一邊。

  在對大量的參謀部研究報告和陣地文件進行了修改調整之後，國防部的一致意見是，政府應當把韓國軍隊增至大約65.5萬人，包括20個陸軍師和1個海軍陸戰師（這年年初，韓國軍隊有14個現役師）。人們希望新補充的這些部隊可以讓美國開始撤出一部分自己的士兵，儘管他們的裝備還要留在日本以備緊急使用。為支持韓國這一擴大的防務機構，每年的代價大約是10億美元，這一金額使艾森豪的預算計劃人員望而卻步。但是到了1953年3月，大規模增強韓國軍力的計劃已經就緒了。

  接著在1953年3月5日，發生了艾森豪任職頭一年中，在同共產黨世界打交道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事件：幾乎30年來不可撼動的蘇聯強人約瑟夫·史達林因腦溢血而突然死去。艾森豪立即把他的死亡看作是為實現和平提供了一個通道。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無論俄國的新領導同史達林時代有著多麼緊密的聯繫，他們不會完全盲從一個死去之人的那一套。」

  但是在實現朝鮮和平之前，先得有幾個星期小心翼翼而徒勞無益的外交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縱橫捭闔。然而，敵人有所不知的是，美國現在的武庫中已經有了一種重要的新核武器。當年1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核試驗場的科學家們激動地報告，一種適用於野戰火炮口徑的原子彈頭第一次爆炸成功，這意味著核武器既可以用於戰略目的，也可以用於戰術目的。這一消息使參謀長聯席會議立即重新考慮核政策，它在過去兩年中曾經常常考慮使用核武器的問題，但是都把使用原子彈當成不現實的方案加以反對。儘管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沒有準備馬上提出使用這一新的戰術核武器的正式建議，但是5月27日一份研究報告中一段措辭小心的文字，表明了他們思想中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在推進美國與朝鮮有關的目標時，原子武器所能起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表明，有必要對目前在遠東限制使用原子武器的政策加以重新評估。

  從在遠東建立一種有效的常規能力的廣義觀點來看，及時使用原子武器應視為是針對那些影響朝鮮行動的軍事目標，而且從操作層面來說，應作為與針對中共和「滿洲」的直接行動有關的任何可能的軍事行動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的另一份參謀部研究報告指出，有必要使中國人和北韓人相信，如果不能恢復和完成停戰會談，聯合國軍就打算發動一場重大攻勢。5月19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提議「直接針對中國和『滿洲』」採取空軍和海軍行動，包括使用原子武器。聯席參謀長們認為，時機的選擇是頭等重要的。所有必要的行動，包括「在戰略上和戰術上廣泛使用原子彈」，其實施都必須能夠產生「最大限度的突然性和最大限度的衝擊性」，以海軍封鎖為開端、逐步發展為一次地面攻勢的升級做法將會大大減少成功的機會。第二天，5月20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批准了這些建議。

  湊巧的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採取這一行動時，杜勒斯正在做一次中東和亞洲之行，他挑選印度作為講壇來發出要使用原子武器的警告。在同尼赫魯總理的一次談話中，杜勒斯表示，應當警告中國總理周恩來，如果不能及早達成停戰協議，美國就要轟炸鴨綠江以北「滿洲」的庇護所。杜勒斯還提到了美國成功試驗了核炮彈，其口氣強烈地暗示，美國將會毫不猶豫地在北韓使用這種武器。

  在另一個針對中國的行動中——這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的——艾森豪宣布第7艦隊不再駐在台灣與大陸之間。「這一命令表明我方並無侵略意圖，」艾森豪說，「但是我們當然也沒有義務來保護一個在朝鮮與我們作戰的國家。」中央情報局已受權增加由國民黨游擊隊對大陸的襲擊，這些游擊隊都是由美國人武裝、訓練和運送的。官方的新華社很快就大聲抱怨「冒險的美帝國主義支持兇惡的走狗蔣介石」。據中國人自己統計，1953年頭五個月，這種針對大陸發動的襲擊就達200起以上。

  新政府顯然是在給共產黨人一個誘因，以尋找一條戰爭出路。過不了多久，信號就要來了。

  「小交換行動」

  1952年12月，紅十字會聯盟在日內瓦開會時，曾經敦促聯合國軍和共產黨軍隊考慮交換傷病戰俘作為對和平的「善意姿態」。蘇聯人和中國人都投票反對這一決議，這並未引起公眾多少注意。但是在東京，馬克·克拉克將軍看到了促成這個主意可能帶來的宣傳上的好處。1953年2月22日，這已經由克拉克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