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69章 行利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政史》之中，民本政體起源於異族的雅典，但那裡本質上分為貴族、公民和平民三個階層，公民通過戰爭以及個人的努力，獲得權力，但他們卻和貴族一樣，把平民當奴隸看待。那其實是一個偽民本國度。那個國度的大賢亞里士多德等人，竭力反對平民掌權，他們認為即便貴族甚至僭主也比平民掌權好。而號稱民本雅典的創造人，是赫赫有名的賢者伯里克利，他把女子當作貨物，把女子看得無比卑微。這種人，我不承認他內心有真正的民本。」

  「雅典之後，還有一位先哲名為盧梭，他在異族的成就若是放到聖元大陸，必然封聖，而且聖位極高。但是他卻說過我不喜歡但卻不得不贊同的話，他說，嚴格意義上的民本僅僅存在於理想中，是不現實的，多數人統治而少數人被統治，這是違反自然法則，我們不能想像人民無休止地開大會討論公共事務。」

  「我初看這位先哲的言論，頗為不適，但聯想到人族歷史，萬界族群歷史，卻不得不承認，他的話無可辯駁。而且，看到他的話，我聯想到孔聖的一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當然，後來經過尋古我們發現，這話是後人傳承錯誤，原話是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無論哪個版本，並沒有本質的差別。都是在說，孔聖認為官員只需要告訴指導平民去做什麼，而不需要告訴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當年孔聖未封聖前，有人說他這是愚民，說他看不起百姓，哪怕封聖后也有一些各家讀書人因此批判孔聖。但是，我們若是認真思考，首先拋棄所有偏見，以春秋時期的教化程度，我們要實行一條政令，是直接告訴百姓去做好，還是花費大量的時間去教育他們這條政令的來龍去脈等一切相關細節？」

  眾官沒有一人說話，因為這個回答是肯定的，當時的大多數百姓連字都認不了幾個，真要逼他們去學習政令，他們說不定會揭竿起義。

  方運道：「所以，從實用的角度講，這句話沒錯。我們把這句話放在現在來看，我請問諸位，現在若是聖元大陸每個百姓都有權決定每一條政令，那麼天下會如何？」

  魏栩幾乎不假思索道：「天下大亂。」

  方運點點頭，道：「對。我和孔聖的看法一樣，並非是我與孔聖認為百姓愚昧，我們認為，在目前的教化程度下，以目前人族的頭腦和身體程度，我們不具備那些理論上的完美品格，比如公正、平等、高尚、理智等等，我們的行動、思維和判斷往往不是依靠理智，而是被個人情緒所左右。異族的先哲熊彼得也說過類似的話。」

  這一次，幾乎所有官員都在點頭。

  包括一直反對方運的那些官員，心服口服，因為方運說的是事實。

  而且，方運說「我們」，並非說「百姓」，包括方運和所有官員都知道，哪怕是自己文位極高，哪怕自己在各方面遠遠超過普通百姓，同樣不具備那些完美的道德品格，也經常會被情緒影響自己的決定。

  方運道：「所以，民本國家表面上是民眾把權力交給『官僚集團』，看似權力還在百姓，但實際上，當官僚得到權力的那一瞬間起，他們便成為維護自己以及官僚階層利益的生靈。為了權力，與其說他們會取悅民眾，不如說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才能和智慧從民眾手裡騙取權力，而後鞏固權力，最後名正言順讓民眾無法真正剝奪他們的權力。縱觀歷史，哪個君王或一國之主是真真正正被百姓推翻的？從來沒有！一個族群之主被擊敗，那麼勝利者要麼是同族群的精英，要麼是外族的族群之主。」

  所有的官員開始竭力回憶歷史，回憶那些著名的歷史人物。

  曹德安嘆道：「秦亡之始，雖起於陳勝吳廣，但最終的勝利者，卻是漢太祖。漢太祖身世平平，乃是尋常農家子弟，但他起事之前，已經當上亭長，與陳勝吳廣全然不同。」

  方運看向魏栩，問：「我只問一句，現如今的景國，甚至未來兩百年內的景國，有誕生民本與民選制度的土壤嗎？」

  魏栩愣了許久，才緩緩道：「沒有，也不可能有。」

  方運道：「我根據諸多先賢的著作以及歷史，總結了三種革新方式。一種是漸進妥協，一種是保守改良，另一種是激進革命。民選，民本，對於景國來說，毫無疑問是激進的革新，那麼，在國家內部矛盾重重，外部有妖蠻虎視眈眈的情況下，激進革新的結果是什麼？」

  魏栩老老實實回答道：「國家大亂，甚至可能國破家亡。」

  方運道：「所以，我等景國官員，當齊心協力，通過漸進的方式改良景國，景國，經不起大折騰啊。」

  金鑾殿中，嘆息陣陣。

  這不是完美的選擇，但絕對是最好的選擇。

  但是，這些話卻不能公布於眾，因為這必然會被指責為愚民。

  方運道：「為政之道，本相在不久之後會全面論述。而現在，我們要做的，便是改良景國。吏部乃是各部之首，今日，便從吏部開始！」

  吏部尚書黃宗裕道：「請教方相，這吏部改良的第一步，如何做起？」

  方運道：「我景國考評遵從四善二十七最，其中四善分別是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和恪勤匪懈，這樣的考評，太過籠統，尤其是把德義當作考評官員的首要之選，卻不能真正驗證一位官員的能力。既然要行利，自然用政績說話，當以二十七最為主，並要在二十七最的基礎上，進行更好的改變。」

  所謂二十七最，便是根據不同的官職或才能來評判，比如吏部負責考評推舉的官員，若做得好，便能獲得銓衡人物和擢盡良才的評語。

  黃宗裕面露難色，道：「讓官員行利，怕是難以推行。」

  方運道：「我有一問，倘若使百姓得利，使國家得利，使人族得利，是否為行利？」

  黃宗裕道：「此為行仁義。」

  方運道：「善！為民行利，為國行利，既是行利，也是行仁義。比如一地縣令，若能讓百姓富足，家家有餘糧，人人有餘錢，六畜興旺，工坊倍增，商貿暢通，稅收增加，這便是能臣幹吏，比那些空有德義有聞恪勤匪懈卻未能讓百姓富足的縣令，更應該得到提拔！」

  「為百姓與國家謀利，便是景國革新的核心！」

  方運的語氣斬釘截鐵。

  眾官這才鬆了一口氣，原來還怕方運所謂的行利和尊禮復古一樣極端，現在看來只是改變考評的側重點而已，完全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