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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琢磨啥？我琢磨事情本來可以不這樣，可以完全不這樣也可以不完全這樣。我琢磨最終有什麼她一直竭力控制的東西在腦子裡炸開了一片白光。我不知道後來情形如何，不知道那女生是去了精神病院還是哪兒。在十九歲，剛剛得知這個故事的那個暮色漸濃的時刻，我只是琢磨也許那個把親生女兒操瘋了的老傢伙，懷著無限的痛苦與悔恨把她接回了家，這下他可以操個夠了。

    S市人都是瘋子，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那種為了喝杯熱酒把酒從酒壺倒進酒盅，點燃酒盅烤那隻酒壺，酒壺還沒烤熱，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燃燒的酒盅一飲而盡的瘋子。聽來也許言過其實，可至少那時候，他們就是那樣。即便如今，他們的特質也保留著，還將長久保留，只不過不那麼顯性罷了。我們這些千里求生的移民的後代，在躍出藩籬、彼此踐踏方面真是才華橫溢。

    不早不晚，劉婭楠就出現在那時候。

    1998年，在電台播音間的昏暗光線下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不快樂小姐的一員。當時她十七歲，穿淺棕色羽絨服，內襯灰色毛衣，扎著頭髮，看人會低頭，面孔幼稚，就是當年十七歲女孩的樣子。可很難解釋原因，可能是神情所致，我有一種感覺，她有某種與年齡極不相襯的老舊的氣息，更像某個年長女人年輕時的拙劣仿製品。任何人都能感覺到她與人格格不入。

    如今我已經不太記得她的容貌了。姿容秀麗，肯定的。看上去未經人事，缺乏信心，隱隱抗拒。她缺少我後來見過的不快樂小姐的特徵。她很正常，安靜。

    她是來投稿的。那時我主持一個夜間節目，任務是拖慢節奏念幾封表達思念或悔意的信，製造一點兒臨睡前的傷感。我大概缺乏那個行當所需的才能，不過那種節目正在黃金時期，即便做得馬馬虎虎，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歡迎。多數人會寄來他們寫給某人的信，多半是寫給戀人，少數人才會登門投稿。當時她向我敞開心扉一角，也許是因為這節目的特色所致，也許是因為她知道，我感受到了她那不是快樂不起來而是拒絕快樂的波長。

    她的信是寫給一個小學同學的，以「張婷，你好」開始，以「希望你也記得我們一起做手工作業的日子」結束，無非離開家鄉之後再沒相見你還好嗎之類。無論如何，她把那封平淡而寂寞的信放在一邊，從毛衣口袋裡拿出一個錢包大小的迷你相冊----相冊封皮上印著千紙鶴----決定讓我看看她的畫稿照片。那些照片令人不適。那類似於戈雅的一個時期，還有某個我不記得名字的法國版畫家，或者真正有繪畫知識的人了解的其他的什麼人。她畫的是怪物在吃掉一個孩子之類的東西。有的血淋淋的，有的看得出來是墳墓。要是你想到她是個孩子，那麼你會忽略掉那不夠高明的筆觸色彩，從心理層面嚴肅地對待它們。我確定我的待客笑容凝固在了嘴角。

    我問她，為什麼要畫這些？你覺得自己有心理問題嗎？她似乎被我的坦率嚇住了，點點頭，說有吧。這些畫會讓人不舒服，我告訴她。這句話過界了，她的眼神明顯熄滅了一下，變得警覺、疏遠。我們還聊了一些什麼，不記得了。我肯定開導了她一番，雖是無用的廢話，態度口吻卻想必讓她感到安慰。對於不快樂小姐，我要比一般人更有耐心些，甚至懷有一種葉公好龍式的愛心。畢竟，更年輕的人的不快樂我也曾深有體會。然後她就離開了。

    這是下午的事。當天晚飯後我去打了幾局斯諾克----那時我正對斯諾克入迷。按照分數大小，乾脆利落地將一隻只小球從巨大的檯面上清理乾淨很有成就感，球落袋的聲音令人滿足，又給我一種冷靜、睿智、橫掃千軍的錯覺。斯諾克不同於九球----當然，更高級。圍著球檯走動時你忽然像個洋派紳士。畢竟那時候沒人知道什麼是紳士，而我才二十三歲，做著當時可謂浮華的工作。

    換言之，我是那種完全不可能準備好應對當天的夜間節目裡出的那種岔子的主持人。這個晚上，我讀了兩封信，然後接聽電話，打進來的照例是多情少男孤獨少婦之類。節目中途，一個男人打了進來：「喂，喂，我沒啥要參與的啊。那啥，翡翠宮發生槍戰啊。我通過貴熱線爆料一個突發新聞啊，請你幫我插播一下。目前翡翠宮夜總會發生槍戰，大批警察已經趕來，一場警匪火併看來已經不可避免。S市的各位聽眾朋友啊，插播新聞啊……」

    當年電台還鼓勵聽眾通過熱線報告新聞，可這一次，這傢伙的興奮讓我不安。我透過隔音玻璃看著導播，想讓他決定怎麼辦，卻看到他在打盹，等他猛然驚醒切斷電話時為時已晚。我們讓接入電話的紅燈閃爍了51秒，無線電波在冬夜中已經傳遞得無遠弗屆。導播圓瞪著眼睛，意思是「操，糟了」。我們只能繼續接聽電話。忽然之間，每通電話都開始談起翡翠宮的槍戰來，我應付一兩句，導播便迅速切掉。我們的窘態顯然刺激了一些深夜無法成眠的傢伙，他們開始像喝醉酒的驢子一般撞過來。「喂，我說，別光槍戰哪，兄弟啊，我這兒看見一個原子彈啊，就在蘇家屯！」一個傢伙說。

    我知道自己惹了一個麻煩，雖然還不知道它有多大。我開始討厭那種幽默感。

    早班開始，電台里就已經有人在談論我的岔子，那樁新聞更是人盡皆知。事實上沒有什麼槍戰。那天晚上，一個叫「四哥」的黑社會頭目指派一個傢伙在翡翠宮的頂樓抓住了老闆，警察圍困了翡翠宮。那傢伙是個死士，開了兩槍，前半夜殺人，後半夜自殺。我是當天夜裡不慎發出消息的幾個人之一。

    不論當天是否處於那種狀況，我都沒有想再次見到她。我沒有期望這天中午就接到她的電話。那時我有一部摩托羅拉大哥大，像塊小磚頭，算是新銳人物的身份證明。她打了這電話。「我在你們樓下對面的電話亭，你能下來一下嗎？」她問。

    那是11月，我們懂得天空的顏色暗示著漫天大雪正在醞釀之中。電台院子裡，吃過午飯的人們正在離開食堂回宿舍午睡。在他們的臉上，流露出在如此嚴寒而難熬的季節，卻能享受統一五毛錢的餐費的慶幸而滿足的神情。

    電台門口橫著一輛黑色起亞轎車，兩個傢伙從車裡鑽出來，把我截在了門口。單看他們的樣子你就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兩個人都很年輕，站姿故意歪向一側，一臉邪氣。「你就是著名節目主持人那誰啊？」其中一個問，然後當著擔負保衛電台任務的警察的面抽了我一記耳光。「四哥聽說你了啊。」

    這傢伙的毛皮帽子掉在了地上，露出了大背頭。那帽子與更早時期的棉帽子樣式相同，只是把栽絨換成了毛皮。那年冬天每個混黑社會的或者假裝混黑社會的傢伙都戴一頂這種帽子。那傢伙彎腰撿起帽子，極有耐心地撣著土。我等他戴好帽子，斜睨了我最後一眼，鑽回轎車之後，才右轉去咖啡館。

    哈瓦那咖啡館是那時我們這般S市時髦人物去的地方。我們坐在火車座上，我一側臉頰火辣辣地疼。夏天挨一下耳光其實不算什麼----單從生理層面上說----冬天就難受多了。「找我幹嗎？」既然她不說話，我只好開口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