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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汽車比賽試車，上去開了半天，感覺不對，指責車隊將我的幸運反光鏡以及女朋友送的愛心排檔頭都換了。車隊問半天，沒查出是哪個技師乾的。我再去檢查時又完好如初。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某天我為隊友試車，才發現那次是我自己爬錯了一台。

    4 一次開車，紅燈停車，被追尾，下車，後車司機憤怒道，你為什麼踩剎車。我居然條件反射來了一句對不起。緩過神來才問對方，你為什麼不踩剎車。

    5 小學放學都是騎自行車回家，從大馬路拐到回家的小路是個下坡的高速彎，每次都喜歡全速下坡，享受劈彎快感。彎道邊是個老人活動室，觀眾多，所以更興奮。終於有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摔得鼻青臉腫。因為我忘了自己那天是從馬路的反方向騎過來的。

    6 初中第一次約會，騎車后座帶女孩子，蹬得格外賣力，鏈條斷了。

    7 好幾年前，記者問我對網絡惡搞你是同性戀怎麼看，你是攻是受。當時不懂攻和受的意思，回了一句，我當然是公。

    東望洋

    所謂深刻就是深深刻在你上，扎一刀，喊一句，再扎一刀，再喊幾句，多扎幾刀，擰一下，就安靜了。

    第一次去澳門，到了傳說中的東望洋賽道，也知道了澳門其實不興吃豆撈。

    最早看到東望洋街道賽是從電影《阿郎的故事》里，周潤發扮演的阿郎參加摩托車賽，高速撞牆，最終在一片火焰里死去。我很多次寬慰朋友說，這是電影，導演需要阿郎死。替身很疼的。真實的賽車很安全。

    真實的世界裡不能重拍，也沒有替身。賽道上昨天就有噩耗，一位來自歐洲的摩托車手路易斯撞車身亡，另外一位重傷。今天又知道了香港車手邱先生發生發生意外，最終不治。59屆的澳門格林披治如同此刻澳門上空一樣灰霾。兩天兩位車手離開，如同1994年的伊莫拉。作為同行，也只能在這冬雨里向文華東方彎的方向敬支煙，灑杯酒。

    自從開始這職業，就一直聽聞眼見自己相識或不相識的車手去世。今天還是對手，明天就永隔了。發生意外的彎道就在我住的酒店樓下幾百米處。這兩年寫了太多關於朋友離開的文字，也不知說什麼好。家人一直勸我退役，說一來說危險，二來以後你老了，成績差了，人們都會落井下石的，趁這兩年不錯，急流勇退吧。說的都沒錯。

    但，如果你準備好去打仗，你就得知道敵人扔過來的不會是麵包，你準備好去探險，就得知道山谷里沒有七尺大床。對於剛過了三十多的人來說，以往的歲月可能是不斷的迎接新人進你的生命，以後的歲月也許會不停的送走舊人出你的生活。當然更不排除每一個自己走得更快。寫東西的人都愛談生死，覺得深刻，有人喜歡看透，有人喜歡解構，往往沒怎麼經歷過的人會有感悟一堆，經歷越多反而要說的越少，死去活來的那些也許早就生死疲勞了。所謂深刻就是深深刻在你上，扎一刀，喊一句，再扎一刀，再喊幾句，多扎幾刀，擰一下，就安靜了。

    我常想起死去的那些朋友們。我能做的就是躺下睡覺，閉眼，再睜眼，把車的反光鏡塗成黑色，綁上安全帶，戴上頭盔，停到發車位，繼續。

    用自己的小說里的幾句話來結尾吧：

    「他們先行，我替他們收拾著因為跑太快從口袋裡跌落的撲克牌，我始終跑在他們劃破的氣流里，不過我也不曾覺得風阻會減小一些，只是他們替我撞過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牆，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進的溝壑，然後告訴我，這條路沒有錯，繼續前行吧，但是你已經用掉了一次幫助的機會，再見了，朋友。」

    我只希望我可以自由地寫作和說話

    我們到現在看到的所謂輿論環境的好轉或者惡劣，都是因為科技和載體的變化。很多改變是被迫做出。但這也是好事。

    你的書第一次被翻譯成英文。對於你的作品在英語世界中的反響，你有怎樣的期望和擔憂？

    我對此沒有什麼大的期望，甚至都沒有關心自己的文字什麼時候被翻譯成英文。

    一個寫作者用母語完成寫作後，一切都變成了既定事實，所有的擔憂和期盼都是虛妄。況且我的文章不以故事取勝，更多的是文字的片段，所以會很難翻譯。

    你認為自己的作品中會有令初次閱讀的西方讀者感到意外的東西嗎？

    我認為這個問題由讀者來回答是最公正的。

    在你參與的各種活動中，哪個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

    比賽最重要，因為他的時間是定死的，我必須要在那一刻待在賽車裡並準備發車。其他事情的時間都可以由自己決定。最近，我在全國汽車拉力錦標賽和場地錦標賽中都領跑車手積分榜，所以更不能鬆懈。

    當點擊博客上的「發博文」按鈕後，很快就會有數百萬人閱讀你剛剛寫的東西，你對此有什麼感覺？

    要檢查錯別字。

    你有沒有曾經在博客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過一會兒又感到後悔的？

    有，常常，比如寫關於「5道槓」少年黃藝博的挖苦文章，雖然看著爽，但是會對一個孩子造成傷害。

    你認為西方對當代中國最嚴重的誤解是什麼？

    最嚴重的誤解是認為中國誤解了西方。其實大部分人什麼都明白。

    早期你的定位是一個局外人，但過去10多年來你一直是一個知名的公眾人物。這使你的寫作風格產生了怎樣的變化？作為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隨之而來的責任和風險令你疲憊嗎？對此你是如何應對的？

    會，10年做一件事情，再喜歡，也會疲憊。當你越做越好，也會有越來越多的陰謀論和動機論。所以我會多寫小說和多比賽來調節，就像吃多了鹹的就想吃甜的。

    有哪些富有創意的活動是你沒有嘗試過但希望有機會嘗試一下的？比如說，有一天你會演電影或執導電影嗎？

    也許。但是你知道，在大陸，這沒那麼容易，我們做事情遇見的困難往往不是來自做事情本身，而是會有各種各樣的人來對你做的事情指手畫腳，而且太多人能決定你不能這麼做。

    在你2011年12月26日的博文《要自由》中，你懇請為文化、出版、新聞和電影等鬆綁。你說，在文化環境更自由之後，你會不談其在執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談及或評判高層集團的家族或者相關利益。你把這作為一種讓步提了出來。那麼，幾個月之後的現在，你如何評價目前的審查狀況以及言論自由方面取得的進步？

    呵呵，我們到現在看到的所謂輿論環境的好轉或者惡劣，都是因為科技和載體的變化。很多改變是被迫做出。但這也是好事。我只希望我可以自由地寫作和說話，不用考慮得罪官方或者權貴，回答西方媒體問題的時候不用擔心有不好的結果。

    對於中國政府當前的政策目標，人們討論最多的是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和在海外的文化影響力。你的作品英譯本的出版可以說是真實的當代中國文化進入西方世界的罕見例子。你的書將在西方被人們討論，或許有機會施加一些影響。你對自己的書扮演這樣的角色有什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