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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執政者的恩賜，而不是人民自己的爭取？

    回答：給執政者壓力當然重要，但遺憾的是，執政者的配合更重要。這的確需要運氣和人品。現在社會各個階層是割裂的，比如執政者，你動車事件鬧得再大，他們依然淡定，覺得這是民間的事情，不費一兵一卒，時間自動擺平，執政者的家屬可能完全不關心這事，只關心誰要上誰要下，誰的歲數差一點，XX位置怎麼排。而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過去。當然，更有可能是他們都沒有感受到輿論壓力。好比你帳戶里有十億，你丟了一千塊，你自然不緊張。文化界兜里加起來的總和就五百，而他們認為統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放大的統治者的焦慮。人家完全沒考慮你的問題。而文化界很多人認為一切的問題就是體制的問題，仿佛改了體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們雖然善良正義，嫉惡如仇，但要求農民和工人和他們擁有一樣的認知，甚至認為全天下都必須這麼思考問題。可事實往往有些讓人寒心。

    因為拉力賽都在偏遠地方舉行，我這些年去了上百個各種各樣的縣城，這些都不算特別封閉和貧瘠的地方，我和各種各樣的人聊天，他們普遍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像的那麼迫切，他們對強權和腐敗的痛恨更多源於為什麼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親戚得到了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監督，只有倒霉到自己頭上需要上訪的時候才會從詞典里撿起這些詞彙來保護自己，只要政府給他們補足了錢，他們就滿意了。一切能用錢解決的社會矛盾都不算什麼矛盾。而知識界普遍把國民對這些詞彙的這種應急應用當成了他們的普遍訴求，覺得與文化界形成了共識。我不認為在分歧和割裂這麼大的國家裡能有一場美好的革命。你也許覺得這正是執政者馴化的結果，所以要改變執政者。但現實就已經這樣了，那一兩代人已經這樣了。但是幸運的是，我和他們的子女聊天時，網際網路和各種傳媒已經或多或少地打開了他們的眼界。所以我並不悲觀。

    中國共產黨到了今天，有了八千萬黨員，三億的親屬關係，它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黨派或者階層了。所以共產黨的缺點很多時候其實就是人民的缺點。我認為極其強大的一黨制其實就等於是無黨制，因為黨組織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體制本身，所以問題並不是要把共產黨給怎麼怎麼樣，共產黨只是一個名稱，體制只是一個名稱。改變了人民，就是改變了一切。所以更要著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問：如果革命到來，有影響力的文人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回答：文人到時候就應該扮演一顆牆頭草，但必須是一顆反向牆頭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義，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響力就越不能有立場，眼看一派強大了，就必須馬上轉向另一派，絕對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張，不能跟隨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騙子，不聽任何承諾，想盡辦法確保不能讓一方消滅其他方而獨大。所以未來的中國如果有革命，誰弱小，我就在那裡，它若強大了，我就去它對手那裡。我願犧牲自己的觀點而爭取各派的同存。只有這樣，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補加一個問答，關於素質和民主：問：我去了一些發達國家，我發現在表面的素質之下，其實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這樣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質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贊同。但我們說的就是表面素質，不要因為覺得人私底下都是怎麼怎麼樣的而小看表面素質。民主的質量就是由國民的表面素質決定的。一個人開車可能關遠光燈，看見人彬彬有禮，遵守社會公德，但一交往，發現其實也是自私懦弱狹隘貪婪……這又如何呢。素質和人性放在一起談沒有意思，美國人的人性和中國人的人性說到底當然是大同小異的，全世界人類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這裡就有一個雞和蛋的問題，先有好的素質，再有好的制度，還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質。其實這個沒有疑問，在能出現好的制度的時候，無論素質的好壞，都應該保障好的制度，因為好的制度恆久遠，一顆永流傳，制度是實在的，素質是空幻的。問題是，當好的制度由於種種原因遲遲不能到來的時候。咱不能天天期盼從天上掉下來一個好的制度，然後一切才有開始的可能和動力，否則反正好的素質也沒必要，又緩慢又不見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兩個到來方式，一種是有一個紀念日，一種是沒有一個具體的日子，但要一兩代人的努力。我覺得還是要實際一些，美國的獨立宣言再好，美國的憲法再好，美國的憲法修正案再好，是因為他們的政黨和人民都做到了。我們憲法其實也好，我們的執政黨說過不少只比獨立宣言好不比獨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數沒做到。他們是不會看著各種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價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國民素質又不高，的確看著像死結。但我依然選擇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籌碼，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來。

    要自由

    上上篇文章里說，每個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樣的，上篇文章里說，民主，法制，就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聖誕再打折，東西還是不會白送的。那我就先開始討價還價了。

    首先，作為一個文化人，在新的一年裡，我要求更自由的創作。我一直沒有將這個寫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為這兩個詞會讓你們下意識的覺得害怕和提防。雖然這些自由一直被寫在憲法裡。事實上，它一直沒有被很好的執行。順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體人們要一些新聞的自由。新聞一直被管制的很嚴。還有我的拍電影的朋友們，你不能理解他們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樣進行文藝工作，觸雷就炸死，不觸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這些自由是時代的所趨，也是你們曾經的承諾。我知道你們一定對蘇共進行過研究，你們認為蘇共的失敗，很大的程度源於戈巴契夫開放了報禁，並將最高權力依照憲法約定，從黨返還給了人民代表大會。所以這讓你們對言論自由和憲政特別的謹慎。但是時代已經不同，現代的資訊傳播終於讓屏蔽形同虛設。而文化的限制卻讓中國始終難以出現影響世界的文字和電影，使我們這些文化人抬不起頭來。同時，中國也沒有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媒體----很多東西並不是錢可以買來的。文化繁榮其實是最省錢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榮。如果你們堅持說，中國的文化是沒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誠懇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懇請官方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鬆綁。

    如能達成，從我而言，我承諾，在文化環境更自由之後：不清算，向前看，不談其在執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談及或評判高層集團的家族或者相關利益，只對當下社會進行評判和討論。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讓一步，互相遵循一個約定的底線，換取各自更大空間，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兩三年以後，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在每一屆的作協或者文聯全國大會時，我將都親臨現場或門口，進行旁聽和抗議。蚍蜉撼樹，不足掛齒，力量渺小，僅能如此。當然，只我一人，沒有同伴，也不煽動讀者。我不會用他人的前途來美化我自己的履歷。同樣，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的品質，所以我相信這些遲早會到來，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來。因為我覺得我還能寫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請讓我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