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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托瑪斯·曼!

    寫作人最恐懼的噩夢，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遺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遺忘。

    托瑪斯·曼初初流亡美國的時候----那是1938 年，他的德國被納粹占領----他是多麼的充滿自信。美國記者問他，放逐是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他回答：「WoichbinistDeutschland. 」我托瑪斯·曼人在哪兒，德國就在哪兒。

    夠狂吧?他的意思是說，即使流亡，他也不會變成邊緣人，因為他托瑪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裡。

    在1938 年，膜拜他的美國讀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著與自負;畢竟他才在1929 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可是歷史轉動的力量可能總要大於個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個偉大的人。曼的英語並不十分好，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日耳曼文化的成品。隨著年月增加，他對美國的疏離感越來越深。在一次歐洲之旅結束後回到紐約，海關的美國官員問他是否就是那個鼎鼎大名的托瑪斯·曼;是的，我就是。興奮的美國人說：「Welcomehome! 」歡迎回家!

    曼給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這一段，然後說：「家，是什麼?我早就不知道了!」還沒回家十天，他又寫著：「我喜愛這房子和花園，但是要死吧，我還寧可死在瑞士!」為什麼要死在瑞士呢?後來我們知道，因為瑞士是個屬於德語文化的國家。曾經有人將托瑪斯·曼和法國的PaulClaudel 比較，說曼受美國的禮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辯道：「我的日子也許過得不錯，可是他的際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國家裡，他的作品被人以原文閱讀;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個譯本，影子一樣的存在，而且我的族人連一行都沒讀過。」托瑪斯·曼對自己小說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出現時，他卻字字計較，坐立難安。

    托瑪斯·曼終於如願以償埋葬在瑞士，在德語的氛圍里。哎，不是說，你人在哪兒，德國就在哪兒嗎?為什麼又苦苦趕回來的路?巨大如托瑪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家托瑪斯·曼無法以美國為家，但是他幸而有個瑞士;他的墓志銘總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夠傳達屬於他的「民族記憶」的文字。和他一樣運氣較好的，是余光中。「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儕(托瑪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條萊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經意間找到了他們的瑞士。詩人從美國回到台北的廈門街;「回來多久了?」菜市場裡發胖的老闆娘秤著白菜問提籃的妻，跟班的我詩人大概心裡暗暗一驚：這一切，不就是所謂的家嗎?當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唐山毀了，中國瘦了只流下這九月靜靜的巷子在熟金的秋陽里半醒半寐讓我從從容容地走在巷內即使此刻讓我回江南究竟有幾個劫後的老人還靠在運河的小石橋上等我回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飯呢?原來想葬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的詩人，突然發現故鄉已全非舊時，而那自己一向無意當做家的地方其實才是真正可以擁有的家。這個意識一定有醍醐灌頂的衝擊力，詩人的價值坐標天旋地轉起來;他所處的邊緣竟然形成了一個始料所未及的嶄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憶不是每個人都和托瑪斯·曼或余光中那樣幸運----如果我們能稱之為幸運。許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們在邊緣掙扎，掙扎著不要陷入徹底的、最終的失憶。把這種面臨深淵的恐怖和恐懼表達得最透徹的，正在流浪的楊煉是其中之一。

    ……記憶把你竄改了。雖然緊閉指縫，臉還是從你必須「記住」的一剎那開始融化，點點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記住昨天，就越徹底地失去今天。

    其實都是死，死於遺忘或死於記憶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世界日日從你身邊滑過，在眾目睽睽下失傳。現在你真的怕，怕記憶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詩，彼此近親繁殖你在你自己的書寫中失傳了。

    不能不又想起張岱。他回到令他魂牽夢繞的西湖，看見「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決定死守在他的邊緣，「而今而後，余但向蝶窟岑跡，蘧榻於徐，唯吾舊夢是保」。舊時西湖和與西湖絲絲相連的人生內容是他的中心，為了不失去對這中心的記憶，他寫《西湖夢尋》七十二則，對自己、對別人，證明某一個價值、某一個意義的存在。

    楊煉卻在自己與自己的對話中發現，放逐者的詩，因為處於孤絕，漸漸要失去他對記憶的殘存的掌握，已經開始近親繁殖!當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時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經掏空了意義。詩人面對無邊無際深不見底的虛無。

    可是，書寫本身不就是一個抵抗的姿勢?如果不是為了肯定自我，怎麼會有屈原的《離騷》?如果不是為了保存記憶，怎麼會有張岱的《石匱書》?

    如果不是為了拒絕失憶，白先勇怎麼會寫《永遠的尹雲艷》?如果不是為了克服失語，葉石濤怎麼會活到今天寫《台灣文學史綱》?大陸的大牆文學、傷痕文學的作者們，哪一個不是當年消沉困頓、岌岌於深淵邊緣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蹌退到孤獨的邊緣，起先沉默，而後失語，最後失憶，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遺忘。有的人卻因為抵抗失憶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給予邊緣新的詮釋，使邊緣本身成為一種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墮落，放逐，迫使一個人赤裸裸地、毫無退路地面對他的生命本質。它加重了靈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沒先被那個重量壓倒的話。

    不，我說錯了;放逐可以將你的靈魂徹底地抽空，使你輕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輕譯本我?我沒什麼好抱怨的。我是說，

    道路上絡繹不絕那麼多命運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

    著作，我有;讀者，我有，時不時還收到遠方的來信，來自大陸或台灣，來自美國或新加坡，總是和我同屬一個文化氛圍的中文讀者。我不必對著鏡子和自己日漸蒼白的影子練習說話。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貧血的臉孔朝著東方，太陽升起的地方。

    走遍千山萬水，看見黃浦江卻覺得心跳得特別快。認識整個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覺卻特別溫暖。

    我清楚地知道，在這裡，我是邊緣----柏林圍牆倒了，蘇聯帝國垮了----又怎麼樣呢?我是那徹底的旁觀者。可是，在十萬八千里外的那裡，我是中心：事件震動我，我震動人群，人群影響我，我影響事件。那是一股澎湃洶湧激盪迴旋的浪潮，我可以一頭卷進去，與時代肆意地撞擊。

    於是我不斷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樣極度精緻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廳里吃飯。吃飯就免不了要談政治，談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勢，而是台北政局，更貼切一點，是台北政爭。一個模稜兩可的手勢，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語，一個暗地裡的小動作，在島上都有膨脹發熱的重要性。人們籠罩在政治的大網下，熱切、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