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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岡里裊裊不絕。這是藝術欣賞至高的境界。張岱忍不住嘆息：「使非蘇州，焉討識者?」蘇東坡傻瓜兮兮地笑著，對所有離開虎丘的人機械地點頭;他的眼睛突出像人工培殖的變形金魚。我從他電動的手掌下取回門票。蘇州古城已毀。花了兩千年時間沉思琢磨而成的歷史風貌只需要兩年的時間就可以徹底消除，不留一點痕跡。蘇州的識者啊，到哪兒去了?(原載1996 年l1月19 日《文匯報·筆會》)

    第16 節　乾杯吧，托瑪斯·曼!

    眼神有一個晚上在奧地利，我用德語朗讀自己的作品。結束之後，聽眾紛紛前來握手。一個中年的德國婦女等到最後才走過來，深深注視我，說：

    「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說話的時候，我總覺得您的眼神那麼熟悉，就好像我們歐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長期在西方住過?」我忍不住笑了，「是呀。」

    我說，「美國住了近九年，歐洲快十年了。」「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說。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覺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為，當我坐在那講台上望著他們的眼睛時，我理解他們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們眼波流動的是揶揄還是欣賞，是幽默還是嘲笑。當他們彼此會心地對望一眼時，我感覺得出那一眼是輕視還是喜愛，是狐疑還是肯定。我聽得懂他們最微妙的笑話，也探得出他們試圖隱藏的厭倦。如果眼神是一種語言，是的，那麼我顯然在不自覺中就用了歐洲人的眼神在和他們對話。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實上，應該不只於眼神。還有身體語言，也就是舉手投足。

    我這個在西方生活了將近二十年的中國人，和一個沒有西方經驗感染的中國人，已經有了明顯不同的走姿、坐態、表達同意和反對的手勢、與人談話時所習慣保持的身體距離、告別時握手或擁抱的剎那決定這個觀察敏銳的德國婦女覺得對我「熟悉」，不過是因為在那個晚上，我以歐洲人的眼神和身體語言與她做了溝通。

    步出演講廳，踩進燈影錯雜的夜色里，和身邊台北來的朋友談起台灣90年代的種種，用不同於北京腔的國語，用彼此熟悉的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對方解釋的辭彙和手勢。臨別時，我們回身揮揮手，「明天見!」沒有擁抱，沒有握手。

    那位德國婦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實只是一個譯本;她哪裡知道原文的我是個什麼東西?他是誰?張愛玲移民美國，常年在公寓裡深居簡出。愛慕她才華的台灣人不遠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國老太太自然不曾讀過張愛玲的作品，但是她認識張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腦袋，表示是精神病。

    離開了上海，離開了中國的張愛玲，究竟用什麼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鄰人對望?幾十年來，她究竟用什麼語言處理生活的流動?我們不清楚，我們只知道，那美國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覺她的身體語言、傾聽她帶著腔調的英語之後，自以為是地下了註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腦袋。

    從上海翻印到美國的張愛玲顯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樣到認不出來是書的東西。張愛玲在中文世界裡的存在意義，一旦進入美國

    老太太的眼中，就簡化成「她平日不太出來，偶爾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門去超市買點東西什麼的。」她哪裡能想像，這個「好像有病」的亞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國時，曾經感嘆：「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只要有所謂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與胡適分手時，兩人望著有霧的河面，「仿佛有一陣悲風，」還年輕、剛剛離開中國的張愛玲寫著，「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到了美國，繁華似錦的寫作就整個枯萎。悲風從十萬八千里的深處向她吹來，她顯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國老太大將張愛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為她不認得屬於張愛玲的「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罷了。

    你哪兒都不在張愛玲的沉默或許不該叫沉默，該叫失語。沉默還是自己的選擇，失語則純屬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來發覺自己變成了蟲：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斷了溝通的可能。當他以蟲的形體----以蟲的眼神，蟲的身體動作，蟲的聲音----與人類接觸時，人，哪裡認得出深藏在他意識中「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

    一旦變成異類，蟲再努力也無法找到一種語言，一種能將自己的回憶與他人共享的語言。人的靈魂裹在蟲的外殼裡，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談。

    有家歸不得的詩人楊煉從一個陌生的城市遷徙到另一個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聽不懂人的話語;和他擦身而過的人們沒見過他那樣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語音。

    人來人往，摩肩接踵，與他卻好像幽明兩隔的世界。「因為你的頭髮、皮膚和眼睛，你應當是幽靈，每天，出沒於沒有你的街上，避開一排排藍色的實體的人們。因為你的語言，你沉默，沉到最深處時，讓自己消失。」失去語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實體，楊煉因此體認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與城市間飄浮，冷眼旁觀(和蟲一樣，鬼也是個它，只能旁觀)，旁觀「意義」這個東西的徹底消滅。

    有海，可港口對你毫無意義。有街道，可腳步對你毫無意義窗口，有什麼意義?看，有什麼意義?你向鏡子發出邀請，最後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黃土下回哪兒去?黃土下無所謂異鄉，也不是故鄉，你就坐在這個從來沒有你的地方，你哪兒都不在。

    你哪兒都不在，人們對你視而不見。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語言的人。

    貧血的向日葵遷徙他鄉不見得就是放逐，因為放逐不是身體所在的異動，而是一種心理狀態。改朝換代時閉門讀書的人，雖然足不出戶，是典型的自我放逐;乘著五月花號駛向「美國夢」的人，即使飄洋過海，卻未必能稱為放逐。所謂放逐，必須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遠離中心和自身存在意義的邊緣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微仰著貧血的臉孔，節節轉動朝向一個太陽----那十萬八千里外的客觀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個中心，有許多的名字：民族記憶、舊朝天子、血緣文化、母語故鄉張岱年輕時極愛繁華，好精舍美婢，鮮衣美食，華燈煙火。五十歲那年明朝覆亡，他「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這份隔世之感，和楊煉幽明斷絕的鬼語無寧是一種跨代的呼應。「身雖死泉下，心猶念本朝」的張岱選擇作為一個永遠的邊緣人。

    可是沒有邊緣，又哪裡有所謂中心?每一場或大或小，或急劇或和緩的改朝換代里，都有一群人躍入中心，另一群人退居邊緣。半世紀前國民黨來到台灣，大陸人掌握主流，台灣本省人銷聲匿跡。在日據時代家庭小康、剛想在文壇上起步的葉石濤，突然發現，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漢文寫作的他，竟然成為自己國家裡的外國人。「50 年代，我是徹底的旁觀者，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沒落地主家庭，變成日無隔宿之糧的窮苦人家，我的文學生命似已結束。我被社會所遺棄。經常住在被一片廣大的甘蔗田所圍繞的農舍里，靠酒精爐燒飯煮菜，晚上點油燈，這樣度過了被人踐踏，爬在泥土上的苦日子。」有趣的是，那掌握主流的大陸人啊，竟是另一種邊緣人，你看余光中的詩：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著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從前，一個中國的青年曾經在冰凍的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用十七年未展中國的眼睛饕餮地圖，從西湖到太湖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多愁善感的詩人在動亂中來到小島，他馬上化為一株向日葵，引頸望向失去的中原。鄉愁不經意地成為詩人創作的源泉，但是時代對葉石濤那一輩人就比較寒冷;那些無法從失語症恢復的人，就自邊緣墜落至遺忘的深谷，不再被人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