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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幫她租房間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個頭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個市長。

    拉米雷斯仍舊寫他尖銳辛辣的社論，但是避免在公共場合出現----報紙上不再有他的照片，電視上不再有他的臉孔。他顯然受不了人們閃爍詭異的眼光。在那個眼光里，他永遠是個沒穿衣服的人!沒有判決書，他已經被褫奪了參與公共聚會的權利。

    這麼說，警察國家和民主國家有什麼差別呢?差別，當然是有的。同樣的強揭隱私，在警察國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國家行為，在民主國家卻是必須懲罰的犯罪行為。除此之外，在警察國家裡，被統治者傾向於單一的、不容忍異端的道德態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認統治者定下的價值標準，也使得統治者輕而易舉地可以把一個反對者「搞臭」;相對之下，民主國家的特色是價值的多元。某一個黨認為是「臭」的別人不見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夠倖存有一個重要原因：許多西班牙人會認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會黨人。也幸虧他活在一個已經民主的國家時，拉米雷斯不會「臭」了，只是「糗」了。

    糗得夠嗆夠難堪，但並不致命。韜光隱晦一陣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條好漢。

    警察國家和民主國家絕對相似的地方卻是：唉，人真的很髒，不管在什麼制度下。為了爭奪權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顯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並不使人變得乾淨一點點。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認人真的很髒而以監督和制衡來防止髒的絕對擴散。儘管如此，若沒有這個最低保障，我們

    用什麼來維繫人的脆弱的尊嚴呢?總編輯們，請保重!

    第11 節　清清楚楚的個人，在群眾里

    國際知名的德國漢學家WolfgangBauer 今年去世時，執德國輿論牛耳的《法蘭克福匯報》發了一篇文章。作者說：Bauer 的傑出成就在於他能夠將他所研究的中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面貌模糊的群眾集體。

    這樣一個在歐洲人眼中理所當然的評語，我讀起來，卻像吃飯時咬到石頭一樣，感覺怪異。

    假設北京大學的李教授過世了而中文報紙寫著：李教授是個德國研究專家，他的傑出成就在於他能夠將他所研究的德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面貌模糊的群眾集體;我相信許多歐洲人要大吃一驚，不以為然，心裡想著：

    這怎麼值得一提?我們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當然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除此之外，還能是什麼?這種反差充分披露歐洲人的雙重標準。最荒謬的是歐洲人自覺對「個人主義」這個東西有專利權，使他們有別於伊斯蘭教民族，有別於中國人，有別於整個非西方社會，好像「個人主義」含有一套固定標準，放諸四海皆準。中國人是個「面貌模糊的群眾集體」，這個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間更加強了：中國人不分男女，全穿著一樣的藍布衣，被稱為「藍螞蟻」，唱著一樣的歌曲，笑著一樣的微笑。歐洲人不會想到，在別人眼中，他們看起來也相當「集體」：德國人都在車窗上擺個毛茸茸的玩具動物，英國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夾克，荷蘭人的廚房裡全掛著白色的半截的蕾絲窗紗。

    在我眼中，每一隻「藍螞蟻」可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那個因為無書可讀而背了整本《聖經》，邊種田邊背《聖經》的學生;那個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樂家;那個沒有發表機會但孜孜矻矻皓首窮經的學者----他們都穿著制服似的藍布褲，但是套在制服裡頭的是人，人在與他的命運掙扎、妥協、反抗。所有屬於「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獨一無二、都是「個人主義」的。

    德國鄰居告訴我，她聽說，共產黨在長征時，荒野地帶死亡的人數遠遠超過有鄉有鎮的地方，可見得中國人是非常「群體性」的;沒有群體他會因寂寞而死亡。我把這個看法轉述給一位大陸學者。學者蕪爾一笑，是的，確實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於糧食不夠。沒有民居就要不到糧食。

    「饑荒會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國人。」他笑著說。

    我站在上海最擁擠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綠燈一亮，群眾，不，「人潮」的洶湧推動像巨大的海浪。不習慣人潮的我馬上覺得暈眩，有一點要被淹沒的恐懼。但是即使在這個時刻，我不理解什麼叫「面貌模糊的群眾集體」。在我身邊推來擠去的「群眾集體」，對不起，各有各清晰異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無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麗有的平庸。

    許多人匯入街上流動的人潮，其實並不是為了來求取群眾的體溫和慰藉，而是為了來尋找個人的孤獨和自由。單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機械，配給的住房如此狹隘，人與人的關係如此密不通氣，最美好的逃避空間反而是公

    園裡、大街上、河堤邊，那人來人往的公共空間。

    群眾里的個人互不相識因此互不干擾，提供給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內心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國，看起來代表集體的群眾其實反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露;沒有一個地方比在群眾裡頭更孤獨、更寬敞。

    在一個懶洋洋的下午，漫步走進文廟。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有的練拳。橋拱上肩並肩坐著一整列老人，無所事事地低頭打盹或仰臉曬著太陽。若用鏡頭攝起來，這又是一個「集體圖」：幾百個老頭，剪著一樣的平頭，穿著一樣的藍布褲，臉上有一樣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里的一個老頭。齊景公到麥丘遊玩，碰見一個八十五歲的老人。

    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

    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

    誰又敢說那文廟「集體圖」中的老頭兒們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個人呢?我們坐在一個餐館裡頭，兩個朋友辯論起來。陳說，他覺得國家很有希望，已經允許私人律師開業。

    「這有什麼意義你知道嗎?」他略帶酒後的興奮，「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控告政府不法，律師可以為他辯護。這是法治的基礎呀。」王卻搖頭：「美則美矣----」他開始分條列舉實行上的種種困難。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來。

    我們在餐館外的人行道上告別。街上依舊人潮洶湧。暮色中，朋友們沒入群眾，不一會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們個人的面貌，清清楚楚，在群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