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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民意即使是真實的，卻絕對未必是對的，此其二。歷史上的例子不勝枚舉。希特勒是靠著民意上台的，美國南方當年歧視黑人的法令是基於民意而寫成的，義和團殘殺外國教士時，旁觀的常有喝彩的鄉民。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沒有自我反省的節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帶來全體的災難。

    對民意的批判從哪裡來?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數人的意見，那麼批判當然得來自少數人。民主的基本原則固然是「服從多數」，可是有一個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數」。

    在迷信民意、民粹主義越來越盛行的十年中，「服從多數」成為信條，「尊重少數」卻被輕易遺忘。威權政府和暴力是明顯而易見的，「多數」的暴力卻往往隱於無形，因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許就屬於那多數而不察覺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數如果踐踏「尊重少數」的原則，它就是另一個形式的暴力集團，徹底違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從來沒有想到，在80 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 年代竟會談起民意的危險來;時代真的變了，問題也換了一套。如果反對者從前的責任是挑戰強權，熱辣辣地批判，他現在的責任可能是做那客觀而理性的「少數」，不譁眾取寵，不被主流收編，對盲從性極高的「大多數」提供一個冷冷的聲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為然否?和許許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樣，我曾經天真地以為專制政權被摧毀之後，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過是個謙卑的開始。當人民自己掌握了權力而他對權力的相對責任了解不夠時，他對自由的威脅和專制政權一樣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後的台灣顯得混亂，我們的結論不該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們的民主體質不夠成熟，不夠健全。太著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國大革命發生在兩百年前，而我們，畢竟也才只是十年罷了。但是一步一個腳印，不愧對歷史。

    第2 節　反省之可疑

    有許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結論，深思起來，其實可疑。

    只要提到戰爭責任，不論是大陸人、台灣人或香港人多半會走到一個結論：德國人懂得反省自責，日本人死不認錯，民族性差別甚大。

    表面上在客觀地談民族性，真正蠢動的是中國人對歷史不平的憤懣，像餘燼在冷卻的壁爐里兀自閃著火光。

    我對這個簡單的對比非常懷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這個論調里，有多少是客觀的現象，有多少是我們主觀的認定?身為中國人，我們都知道日本政府將教科書中的「侵略」改成「進出」，並且為之義憤填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為了教科書這種改動而控告日本政府，訴訟鍥而不捨進行了一二十年?我們也都知道哪一個日本官員又到靖國神社參拜去了，並且為之大大抗議，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 月發生在日本愛媛縣的事情?愛媛縣政府在1981 至1986 年間，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國神社大祭的「玉串費」和慰靈大祭的供物費。愛媛縣民認為這種公款支出違背了日本憲法二○·八九條「政教分離」的原則而對縣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萬六千日圓。

    案件經過地方法院一審、高等法院二審，到最後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愛援縣政府違憲，必須抽回公款。

    錢的數目非常小，但是判決的意義非常大。顯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種：

    有人借著靖國神社的慰靈來閃避與歷史的尖銳面對，也有人不為靖國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識所惑，堅持政教的分離;然而為什麼中國人只記得前者而忽視後者?這種有選擇性的記憶是不是反映了中國人的主觀意願?選擇出來的細節當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證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強了我們對日本人原有的成見?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令人反感有一個重要原因：

    在他筆下，好像所有台灣人都是精通日語、懷念日據時代、喜愛日本文化的。

    我們知道那只是台灣人的一種。司馬缺少一個文化觀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覺：

    他的採樣選擇是否受他主觀情感和意願的影響?他的採樣有多大多廣的代表性?當我們說「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時候，我們的採樣是否客觀?我們在說哪一種日本人?這一種日本人在他的整體社會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愛媛縣民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個人或團體不同意官方的歷史觀?他們又有多大影響?我們是否充分認識日本社會裡的多元性?也許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個事實;但是在我們能切實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不能驟下斷語。畢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結論都是可疑的，不是嗎?「德國人懂得反省」又是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呢?我覺得不那麼簡單。

    對第一次大戰的戰敗，德國人的反應是屈辱與不平。後來希特勒的崛起與戰敗德國人希望重新振興國威的心理很有關聯。二次大戰後，所謂反省也要等到60 年代末學生運動開始向傳統挑戰之後才能展開。也就是說，日耳曼人對戰爭的反省與其說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態度，不如說是歷史條件的促成。

    原子彈落在長崎和廣島，就是一個歷史條件。由於原子彈所造成的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時成為受創深重的被害者。要一個單純的兇手懺悔容易，要--個兇手兼被害人懺悔，就困難了，因為他覺得「我固然負了別人，別人也負了我」;歷史的罪與責他不能輕易釐清。

    德國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個層次複雜的東西。當一個德國人對自己的過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撻時，他可能是一個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

    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個戴著面具的文化沙文主義者;當他說德國人的罪行舉世無雙時，他沒說出口的話是：德國人的文明高度是舉世無雙的。

    他的反省看起來謙卑，其實是傲慢。

    歷史條件更少不了政治現實。德國人懺悔對象是猶太人----戰後團結起來聲大勢大的猶太人。同樣被屠殺幾近滅種的吉卜賽人卻鮮有人提及。誰都知道「六百萬」這個數目，可是誰知道吉卜賽人被害數目?吉卜賽人沒有組織、沒有勢力、沒有聲音。反省，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道德問題，它可能更是種種政治勢力較量的產物。

    在這個層面上，中國人自己有太多現成的例子。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為什麼得到平反?50 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為什麼還得不到補償?因為前者配合台灣目前的政治現實，而後者還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當我們看見李登輝率領官員在二二八紀念碑前鞠躬致敬時，我們能下什麼結論----台灣人能反省?台灣人不能反省?恐怕什麼結論都不能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後隱藏著一層又一層的文化、歷史、政治的條件牽制。在看清這層層的牽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國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結論。

    表面上，我們看見德國總理在猶太人的墓前獻花下跪，也看見日本政府對戰爭索賠和慰安婦的控訴躲躲閃閃;相比較，中國人更是憤憤不平。我倒是覺得，在憤怒之前，我們或許應該將憤怒的對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閃，作為一種文化行為，應該如何詮釋?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其成因為何?我們自己的行為是否為成因之一?「德國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