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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8 02:27:28 作者： 龍應台
他們誤解了我的笑。他們怎麼知道，定陵這一幕人生戲劇將我毫無心理準備地帶回到三十年前的台灣，像經過一個飄忽的夢的隧道，回到了我記憶角落裡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沒見過街頭的打架了----歐洲的七年?沒見過。美國的八年?沒見過。
台灣?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還是個舔著冰棒、看漫畫書的小女孩的時候，街頭打架好像是市井風情的一部分，就像時不時會見到的小車禍一樣，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見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突然覺得後頭有人跑步，穿著花布裙提著菜籃的女人氣喘喘地說：「前面前面有人打架」「哪裡?哪裡?」聽到的人急急地問，放下手邊的活----一把斬鴨頭的刀、一支修理單車的起子、一籠待洗的菜----腳步雜沓地趕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實實圍了一堵人，小孩只能從人腿的間隙鑽進去。打架的兩個人，嘿，是黑鼻和一個不認識的人，扭成一團，不是像電影裡那樣拳腳生風，只是我抓你頭髮你咬我屁股鬧不清地扯來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著血。
然後有人喊：「大人來了!」眾人讓開一條路，警察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打架的人也鬆一口氣。
到定陵去看萬曆的墓，沒想到卻看見了一場打架。當小販舉起板凳時，恍惚之間自己又是那個舔著冰棒手裡卷著漫畫的小女孩，夾在大人的腿間，驚詫地看大人怎麼表達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驀然回首的驚喜，也有一點莫名所以的惆悵，倒來不及去體恤打架者的情境。
幾天之後，在朝陽門外又看到兩個人漲著臉打成一團，我就笑不出來了。
「一個月見兩次?」長住北京的台灣人說，「不算多。前幾天我看見兩個人從公車裡開始打，一直打到車下去，打得頭破血流」於是我說，五六十年代的台灣也是這樣的。這個率直的朋友睜大了眼睛很認真地回道：「台灣人才不會這樣。台灣人跟大陸人個性完全不一樣，有點像兩個『民族性』。」
他的認真倒教我吃了一驚：是因為他比我年輕了十歲，不太認識過去的台灣，還是兩個族群之間真有本質上的不同?不錯，在90 年代的台灣，和西歐美國一樣，很難見到打架的街景，可是，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還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階段問題?人類學者李亦園先生曾經對我做過一個比喻：中國文化好比一個工具箱;北京人打開箱子所需要的東西，和移民海外的台灣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東西，由於地理歷史環境的不同，會相當不一樣;但是儘管拿出來應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樣，工具箱可還是那一個。
90 相當大的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不同的氣質和個性。我對北京的認識極為浮淺，可是，浮淺有浮淺的優點，因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嶄新的眼光，更鮮明地感受一個都市的性格。1993 年8 月的北京給我這個陌生人員立即、最深刻的感覺就是：這是一個壓抑極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這個城市的種種什麼社會、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經驗過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後從雲頭往北京縱身一躍，在市井中溜達幾回，和賣菜的、理髮的、踩三輪車的、開「面的」的、上班的
聊幾句，你就會感覺到那份抑鬱，像黑壓壓的雲頭，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來，卻又老不下雨。於是每個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種打開工具箱卻遍尋不著所需工具的苦惱，或者說，他不必打開箱子其實就知道箱子裡頭沒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壓抑，所以焦慮地等待。
90 里的東西不見得完全滿意，但是他可以隨時打開箱子換幾樣零件，不高興時對著箱子踢上幾腳也賠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夠用，日子也還過得去。因為他對自己的工具箱掌握著某一個程度的自主權，他因此顯得豁達。
如果說這就是群體個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許是對的;可是我畢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記憶，幼時的打架街景歷歷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灣人並非一向都如此輕鬆豁達的，從打架到不打架，台灣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則有它必要的社會條件。
兩個騎單車的人相撞，車撞壞了。兩個人是不是要吵架呢?不一定。
如果單車只是車主所擁有的財產中極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說，單車之外他還有兩輛汽車、三輛越野自行車等等，那麼他們有可能只是揮揮手：哎，沒關係。
如果兩輛車都有保險，也就是說，修車或買車的費用都由保險公司負擔，那麼車主也可能只是交換一下彼此的電話號碼，很文明地握手道別。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單車有如駱駝祥子丟了他的車，生計馬上陷入困難----你能不吵嗎?三十年前，台灣人買了個壞的貨品，他得回到店裡去吵架，因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顧客又承受不起損失，吵架，甚至於打架，成為避免不了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經過消費者運動十幾年的努力，在1994 年1 月，「國會」正式通過「消費者保護法」，保障了業主和消費者的公平權益。
有了法章的調節，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從吵架到不吵架，從打架到不打架，台灣人(馱著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艱難的歲月?社會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同時又以相當公平的規則來保護個人的權益，這個社會就減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台灣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異;這個差異，與其說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說是發展階段的落差。
那麼，是不是三十年後的北京街頭就看不見臉紅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麼處理他和他背上馱著的工具箱之間的關係吧!不過，我只是個過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第1 節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訴你為什麼。
9 亞洲人擁有足夠的科技與資金去長期發展經濟冷戰結束之後，歐洲人試圖外銷他們的文化價值;我們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雙方必須學習去尊重對方的不同。」說得理直氣壯，好像亞洲人整個的尊嚴都在裡面了。地主國德國的報紙也以顯著的排版突出新聞。主題是「亞洲和歐洲的文化衝突」。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說法當然又被引用：講究自由和個人尊
嚴的西方文化對峙強調權威和集體利益的亞洲文化。」新加坡外長的話有什麼不對嗎?表面上沒有不對。歐洲的文化輸出當然不僅只是冷戰後的幾年;對中國而言，應該說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如果我們從鴉片戰爭算起。風水輪流轉，歐洲人向別國學習，也是時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中儼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口就是「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麼樣怎麼樣」西方的媒體竟然也跟著說「他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麼樣怎麼」兩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