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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她這是什麼歌，她說，是台灣歌呀，就是學校里教的﹁國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國歌﹁君之代﹂。對她而言，這就是﹁台灣歌﹂。

    我更沒法讓你好好認識烏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漁家子弟，很多親人在湄州島。一九五一年，十三歲的阿彩跟著家人一共五艘船，運大蒜到廈門去的途中，被台灣的﹁反共救國軍﹂機帆船包圍，五條船連人帶貨搶了過來。你說，啊，﹁反共救國軍﹂是什麼?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內戰混亂中，國共一路打到閩浙沿海，然後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來了：有志氣的游擊隊、失散了的正規軍、不服輸的情報員、無處可去的流氓、鋌而走險的海盜，全部匯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這些沿海島嶼為根據地，組成了游擊隊，突襲對岸。

    在收編為正規的﹁反共救國軍﹂之前，這些游擊隊沒有薪餉，所有的補給必須靠陸上突襲和海上搶劫。﹁什麼都搶，外國的也搶。﹂林文彩說。

    一艘英國貨輪經過台灣海峽，游擊隊劫船，就像電影裡的海盜鏡頭一樣，機帆船偷偷靠近，矯健的隊員攀爬上甲板、潛入船長室，手槍對著船長的太陽穴，這條船就被劫持了。貨輪押到馬祖，卸下所有的貨物後，放行。

    ﹁好多吃的東西，船上還有很多架飛力浦牌的腳踏車。﹂林文彩不好意思說的是，搶了那一票以後，很多金門的部隊都分配到一輛嶄新的腳踏車!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類處置：太老的，給一條船送回去。年輕力壯的，押到金門馬上當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烏坵，當游擊隊。

    游擊隊裡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給自己任命為大、中、小隊長----反正，你能到對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歲就被抓來啦?﹂

    ﹁對，﹂林文彩說，﹁到烏坵，連個遮風遮雨的地方都沒有，吃的也不夠，每天都很餓，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後，﹂我問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轉身，就到對岸去抓別的小孩呢?﹂

    ﹁那當然。﹂他說。

    ﹁可是，﹂我一邊設想那狀況，一邊問，﹁對岸就是你的家人和親戚;你等於是回家去抓你親戚和鄰居的小孩?﹂

    ﹁對啊，﹂七十三歲的阿彩直率地看著我，﹁吃誰的飯，就當誰的兵嘛。

    你十三歲你能怎樣!﹂

    游擊隊經常突襲。有時候，因為需要醫療，會把對岸村子裡整個診所搶回來，除了藥品和設備之外，醫師和護士，一併帶回。

    阿彩的游擊隊在突襲對岸的時候，也正是幾千個年輕人從香港被送到塞班島去接受空投訓練的時候。美國中情局在馬祖建了據點之後，游擊隊成為正式的反共救國軍，由美國支持。一九五五年，這些游擊隊開始有了正式的編制，有了薪餉，停止了海盜掠奪。

    在上千次的突襲中，犧牲的游擊隊員不計其數。﹁反共救國軍特別勇敢。

    有一次，一百零五個人出去，﹂林文彩回憶說，﹁死一百零五個人。﹂當年穿個短褲、腰間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難的反共救國軍，在時光的流轉中，大多已凋零，還在的，也都步履蹣跚了。十幾年來，老人家們一直在陳情、上訴，他們說，犧牲了那麼多人，也罷了，我們只要求國家依照規定償還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間欠我們的薪餉。

    這是一筆一九四九的債，沒有人理會，因為人們多半不了解他們的歷史，凡不了解的，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十三歲那年被綁到烏坵變成游擊隊以後，第一次回家，已經是一九八九年。父親被斗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個老媽媽，見到阿彩，哭倒在地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島，天氣好的時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九年，從烏坵要回到湄州，不是個簡單的旅程。

    首先，他必須搭船到高雄;船，一個月才有一班。

    從高雄，他搭火車到桃園機場。火車行程，大概四小時。

    從桃園機場，他飛到香港。

    從香港機場，他飛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後，他叫了車，開兩個多小時，到莆田。從莆田到湄州島，他還要走陸路和水路，再加兩個小時。

    每一個轉站都需要等候的時間，換算下來，從烏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個小時。林文彩如果從烏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開到湄州，只需要半個小時，但是他這麼做，是要觸犯國家安全法的。如果運氣不好他沒趕上烏坵到高雄的船，他需要的花的時間就是一個月再加二十四小時。

    這麼算也不對，事實上，阿彩走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烏坵，到二○○九年的今天，還是台灣的﹁前線﹂。每十天，才有一班船。在台灣海峽的洶湧大浪中，我踏上烏坵的岩石。整個島，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戰壕。地面上，舉目所及，儘是碉堡，滿山都是防傘兵降落的裝置，連觀音廟和媽祖廟都塗上了陸戰隊的草綠迷彩，被重重鐵絲網圍繞。

    粉紅金紫的夕陽從大陸那邊下沈，可以看見對岸的漁船點點，在黃昏的海面淒迷如畫。但是，不要被那美麗所騙。這一邊，所有的大炮都對著漁船的方向。對面的海岸線，有上千枚的飛彈，對準這邊。

    因為是戰地，烏坵沒有燈火。夜來臨的時候，滿天星斗如醉。在徹底無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見山色朦朧、海水如鏡。

    但是我沒走多遠就被追了回來;照顧我的士兵擔心，黑夜中站哨的衛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來時，後果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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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麻黃樹下

    槐生來到台灣之後，離開了憲兵隊，變成港警所的警察，所以我的家，在高雄碼頭上。

    看著碼頭旁邊那天底下最大的倉庫，不明白為什麼那些人那樣地倉皇無助;那個坐在門邊兩眼無光、心神分離的老婆婆，又為什麼看起來那樣孤單、那樣憂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著七賢三路，從高雄碼頭走到鹽埕國小，下午又從鹽埕國小走回碼頭，但是同行的小朋友總是在碼頭外面就回頭走了，他們不能進來。我知道我住在一個管制區裡面，碼頭是管制區。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碼頭上，背著書包，看軍艦。軍艦是灰色的，船身上寫著巨大的號碼。穿著海軍制服的兵，從碼頭一一走上旋梯，不一會兒軍艦甲板上就滿滿是官兵，船，要啟航了。發出的汽笛聲，既優美又有點哀愁，好像整個天和地之間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個常常從軍艦上帶一整桶冰淇淋來給我們的海軍叔叔很久沒出現，當我們追問冰淇淋的時候，父親說，他﹁犧牲﹂了。

    我不明白什麼叫﹁犧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別人不一樣。一班六十個孩子裡，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嬰仔﹂，那五十九個人叫做﹁台灣人﹂。我們之間的差別很簡單：台灣人就是自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馬路上的香鋪、雜貨店，或是鄉下田陌中竹林圍繞的農舍，那些房子都屬於他們。你看，房子裡面的牆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畫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裡不是玉蘭，就是含笑，反正都開著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