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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對啊，我寧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

    飛力普，我們還從來不曾討論過這個題目。你堅定的態度，讓我有點訝異。請問，十九歲的你，已經是個﹁反戰主義者﹂了嗎?

    ﹁不是，我不是﹃反戰主義者﹄。﹃主義﹄，就是把它變為原則跟信條了，我覺得簡單的﹃反戰﹄，也沒道理。﹂

    ﹁怎麼說?﹂

    ﹁你的國家被侵略的時候，不去打仗行嗎?﹂你反問我。

    喔，那你這一代人，還是有﹁國家﹂這個觀念的嘍?我其實沒想清楚這問題，它太複雜、太龐大了。但是，我記得一件事。

    一九九○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聯合國給撒達姆。胡笙發出最後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須從科威特撤軍，否則聯合國將支持武力解決。二十八國的聯合部隊，已經聚集了七十二萬五千的兵力，情勢緊繃，戰事一觸即發。

    我們家，距離法蘭克福的美國空軍基地那麼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後時刻到了，我那麼清晰地記得那個夜晚，盤據在大家心頭的是：真的會有戰爭嗎?熟睡中，我是被一種從來沒聽過的聲音驚醒的----巨無霸的機器低空飛行的轟轟聲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頂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樣，上下跳動;床鋪和書桌，被震得咯咯作響。一大群接著一大群的轟炸機，低低飛過我們熄了燈火的村鎮和冰雪覆蓋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戶，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見雪塊震得從松樹上噗噗往下墜。

    後來才知道，那一晚天搖地動的聲音是怎麼回事：一個半月中，聯軍出動了十萬架次的轟炸機，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擲下了近九萬噸的炸彈。

    令我震驚的是接下來看到的畫面：為了反對德國參戰，有些德國的職業軍人第二天走出了軍營。他們在營房大門口，把槍放在地上，摘下頭盔，放在槍上，轉身離去。軍人，把槍放下，這是一個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對德國文化里的很多東西是懷有﹁偏見﹂的，譬如我覺得他們太拘泥形式、太好為人師、對小孩太不友善等等……但是看著這些年輕人毅然決然地走出軍營，我感受到這個文化里強大的自省力。因為上一代曾經給這個世界帶來戰爭的災難，他們的下一代，對戰爭特別地戒慎恐懼。

    我不是說，走出或不走出軍營、主戰或反戰是對的或錯的。我想說的是，如果每一個十九歲的人，自己都能獨立思考，而且，在價值混淆不清、局勢動盪昏暗的關鍵時刻里，還能夠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價值，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呢?

    只要你想透徹了，去當兵還是去柬埔寨做志工，親愛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個個人的決定，其實都會影響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決定，都會影響到他的下一代。愛，從來少不了責任。

    第　八　部

    隱忍不言的傷

    71

    二十海浬四十年

    我沒辦法把故事說完。我沒辦法真的告訴你，﹁我們﹂，是由一群什麼樣的人組成。

    譬如，我還沒來得及跟你說，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創立以後，有很多很多十七、八歲的馬來西亞年輕人----很多高中生，帶著對祖國的熱愛和憧憬，不願意在馬來西亞為英國人服兵役，成群地﹁離家出走﹂，投奔了中國。

    六十年後，我在吉隆坡見到他們的老師們。說起這些學生，白髮蒼蒼的老師們有無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後持續數十年不曾斷過的政治狂暴里，這些大孩子們頭上插著﹁華僑﹂的標籤，死的死、關的關，受盡摧殘。有辦法逃走的，很多歷盡艱辛輾轉到了香港。馬來西亞在一九五七年獨立建國，這些當年為了愛另一個﹁國﹂而出走的人，變成沒有公民身分的人，無法回家。

    在繁華的香港街頭，你其實可以看到他們：那個排隊領政府救濟的老人，那個在醫院排隊領藥的老人，那個獨自在維多利亞公園走路、然後挑了一張長椅緩緩坐下的老人??

    他默默無聲隱沒在人潮里，你經過他謙卑的身影，絕對猜不到他十八歲時曾經做過怎樣的抉擇，命運又怎樣對待了他。

    我還沒來得及跟你說，一九四九年兩岸割離之後，台灣人的故事並不全然是馬祖人、金門人和烏坵人的故事，雖然馬祖、金門、烏坵，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馬祖、金門、烏坵，都是緊貼著大陸福建海岸線的島嶼，乾脆地說，這三個屬於台灣的島嶼群，離大陸很近，離台灣很遠!如果你對這些島嶼的位置還是沒概念，那麼這樣說吧，馬祖在福州對面，金門在廈門對面，而烏坵，用力跳過去你就到了湄州島，媽祖的家鄉。金、馬和烏坵人與對岸大陸居民的關係，就如同香港和九龍，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個生活圈裡的鄉親，中間的水，就是他們穿梭來往的大馬路。

    從前，我聽說，在金馬，有人跳上小舢舨，媽媽要他去買一打醬油，他上午過去，下午就回不來了，五十年後才得以回來，到媽媽墳頭上香。

    我以為是誇大其詞，一直到我見到了呂愛治。

    從金門搭船，一小時就到了廈門。我在一個廈門的老人贍養院裡找到呂愛治。愛治坐在床上和我說話，一直張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經有兩個成年的兒子，三個男人上船打漁，愛治就用一根扁擔挑著兩簍金門的海帶和小魚，每天過海到廈門去賣。

    有一天─--她說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門，下午就回不來了。

    ﹁你那時幾歲?﹂我問她。

    她掐著手指，算不出來。旁邊的看護替她答覆：﹁愛治是一九○三年出生的。﹂，那麼一九四九年，|Qī-shū-ωǎng|她已經四十六歲。今年，她一百零六歲。

    ﹁愛治，你回去過金門嗎?﹂

    九十六歲那年，她回去過，但是，兩個兒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過世。原來的家，還在原來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廢墟，她只認得門前兩塊大石頭。

    她咯咯笑了起來，很開心的樣子：﹁那兩塊石頭沒人要拿。﹂離開愛治的房間，經過贍養院的長廊，看見牆壁上貼著住院老人的個人資料。愛治的那一張，就在正中間，我湊近一點看仔細，吃了一驚--─愛治被送到這個贍養院的時間，是一九五四年，那麼她已經孤孤單單地在這老人院裡，滯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來不及告訴你許媽媽的故事了。從馬祖坐船到對岸的黃岐，只要半小時。走在黃岐的老街上，有時空錯亂的感覺：這個台灣人從小就認為是可怕的﹁匪區﹂的地方，不就和小時候台灣的漁村一模一樣嗎?

    在老街上見到了許媽媽。他們說，許媽媽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給了一個福州人，跟著新婚丈夫回黃岐見一下公婆，卻從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過台灣。

    許媽媽一口福州話，閩南語已經不太會說。我問她，﹁那你還會唱什麼台灣歌嗎?﹂

    基隆的姑娘點點頭。

    她有點害羞地開口唱。

    我側耳聽----她唱的，竟然是日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