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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一百多條小艇圍攏過來叫賣威士忌跟中國國旗。每個人都眉開眼笑，看起來非常高興美國人來了。

    我們在卸卡車，六個日本人操作一個大吊車。每次我們轉頭看他們，他們就報以笑臉，我想他們可能以為我們會把他們幹掉吧。

    今天美國海軍把大部分日本人送走，因為聽說昨天夜裡有兩百多個日本人被共產黨給殺了。麻煩的是，這裡有三股勢力在角力，其實在上海街頭上演的就已經是一場內戰了。

    昨晚我輪休，坐了黃包車上街去溜達。一上街就看見兩派士兵在鬥毆。

    然後進了一個高級餐廳，單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一百萬元，相當於二十美元吧。??大部分的美國水兵都跟小艇買了威士忌，喝個爛醉。這些水兵不管是結了婚還是單身的，都是積了四十四點可以退伍的，但軍方就是不放人。有人說，恨不得把那艦長給幹掉或者乾脆跳船。你知道嗎，老爸，這些水兵都已經在海軍幹了三、四年，家裡都有妻小。我們停靠沖繩港的時候最嚴重，因為沖繩回美國內陸的船班最多，結果啊，艦長竟然下令我們一概不准上岸??簡直卑鄙極了。

    所以我想換船。

    抱歉，昨晚的信沒寫完。

    今天早上，一個水兵暴斃。他跟小艇買的威士忌里含有甲醇。

    下午我們清除甲板上的木板--原來用來儲存汽油，大概有一千五百條木板。我們把它丟到海里去。開始的時候，大概有十條小艇圍過來搶這些木板，等到快丟完的時候，已經有五十條小艇圍了過來。有些人被丟下去的木板擊中，卻也不走開。我們只好用消防水喉對準他們噴水，他們也只是咕咕笑。這些中國船民就是那麼笨。

    我丟下的最後一塊木板剛好打中一個小女孩的頭，但是她一下就站起來，然後開始拉那塊木板。這時候，其它十條小艇飛快靠過來搶，然後開始打群架，哇，打得夠狠。男人抓著女人跟小孩猛揍，劈頭劈臉地打，女人就用船槳回擊。還有人用一種鋒利的船鉤打，把人打得皮開肉綻，血肉模糊的。

    船民活得像禽獸一樣。他們一早就來到軍艦旁，吃我們丟到水裡的東西。這是中國的底層百姓啊。

    你們的兒子鮑布寄自上海

    鮑布從玉米田一望無際的美國大地來到中國，很難想像那些如﹁禽獸﹂般搶奪木板的中國人一路是怎麼活過來的。但是，他看得出碼頭上等候遣返的日本人眼裡透著恐懼，他也看出了，不同服裝的士兵和士兵在城市裡當街對峙，內戰已經瀕臨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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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灣人

    台灣總督府的統計說，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為止，台灣因為美軍轟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輕重傷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戰爭期間，當作軍夫、軍屬以及﹁志願兵﹂被送到中國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戰場的，有二十萬人。

    運到日本高座海軍航空兵工廠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個台灣孩子。戰爭結束時，三萬三百零四個台灣青年為日本犧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當天皇緊繃而微微顫抖的﹁玉音﹂從廣播裡放送出來的那一刻，台灣人，究竟是戰敗者，還是戰勝者呢?

    八月中，剛好是中元普渡。台北萬華龍山寺廟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繚繞，廟埕外小吃攤熙熙攘攘。舞獅的動作特別活潑賣力，人們的笑聲特別輕鬆放肆，孩子們嬉鬧著向獅子丟鞭炮。賣中秋月餅的商店，已經把文旦和月餅禮盒堆到馬路上來了。80

    作家黃春明說，天皇宣布日本戰敗的那一天，他的祖父興高采烈，覺得﹁解放﹂了;他的父親，垂頭喪氣，覺得﹁淪陷﹂了。十歲的宜蘭孩子黃春明，睜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剛好生在什麼年份，那個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認同?

    台南醫師吳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徵召到南洋。五十九個醫師、三個藥劑師、八十個醫務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開往南洋前線。太平洋海面已經被美國的空軍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航行，躲避轟炸。幾乎可以預料的，這是一艘地獄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貢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兩百四十七個。

    活下來的吳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貢，照顧日本傷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貢軍醫院裡和其它三百個醫院的員工肅立在中庭，低頭聆聽天皇的宣布。身為台灣人，吳平城心中只有歡喜，最克制不住的衝動，是馬上回到親愛的家人身邊。軍醫長對吳平城----現在他還叫﹁山田﹂，說：﹁山田，從此你是中國人了，我們是日本人，以後有機會中國和日本合起來打美國吧!﹂81吳平城還沒答話，同是軍醫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經發難，板著臉衝著軍醫長說，﹁軍醫長，您到現在還執迷不悟，說出這種話來。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樣，想統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統統講日語、穿和服，才會到今日悽慘的地步呀!﹂

    西貢軍醫院裡只有兩個台灣醫師。山本軍醫長詢問兩人願意與日軍部隊同進退，還是選擇脫離，兩個台灣人選擇離去。第二天，兩位台灣醫師領了薪水，坐三輪車離開，發現軍醫長帶領全體工作人員列隊在醫院大門口，對兩名台灣同仁脫帽敬禮。極盡隆重的送別。

    ﹁這是日本海軍惜別時的大禮，﹂吳平城心中深深感慨，﹁從此大家變成陌路的異國人了，他們還是盡到最後的禮節。﹂

    翁通逢是嘉義人，東京東洋醫學院畢業。吳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時候，東京已經被美軍炸成焦土，滿目瘡痍，翁通逢決定趕快離開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滿州國去。

    他沒有聽見十五日天皇的廣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裡，新京長春的空襲警報突然尖聲響起，驚醒了本來就忐忑不安的市民。炮火和坦克車很快就進了城，蘇聯的紅軍打進來了。很多台灣人這才赫然發現，訊息靈通的日本人，早已﹁疏開﹂到城外。講日本話、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灣人，沒人通知，後知後覺地還留在城裡頭。害怕紅軍的暴行，也恐懼滿州人的復仇，台灣人聚集起來自力救濟，存糧、僱車、找路，開始個別逃難。

    翁通逢一群人帶著兩袋米、一包豆子、一袋鹽，就上路了。長春市東區伊通河畔有橋，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經之路;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滿州人，這時守在二道河的橋欄上，專門﹁堵﹂日本人，見到就殺，﹁以至於溪水一兩日都是紅色的。﹂82日軍在戰時鼓勵大約數十萬的日本平民來滿州﹁開拓﹂，大多數是本來就貧苦的農民。八月十五日以後，這些開拓民突然成為沒有人管的棄民。翁通逢認識一些開拓民，聽說有些人流離到了長春，特別趕到長春的﹁日人在滿救濟協會﹂去看望，卻發現，一起從北滿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間八個榻榻米大的房間裡，睡了將近十個人，其中好幾個已經硬了，躺在活人中間;活人沒有力氣站起來，把身邊朋友和親人的屍體抬走。

    台灣人在東北小心地活著;蘇聯兵四處強暴婦女，穿著軍服當街行搶。蘇聯兵走了，八路軍來了;八路軍走了，國軍來了;國軍走了;共產黨又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