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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觀察這個沒趣的民族可有趣極了!

    十六 、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國的種種，無非在展現不同面貌之同時，給我們帶來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國人和德國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雖然西德的狀況的確令人嚮往)(北投，馬惠文)

    答：您記得在《看世紀末向你走來》里提到我開車被警察開超速罰單，因為我在限制時速七公里的地方開著時速十公里?記得嗎?然後您再想想曾振農那個把直升機降在市中心的事件，還有咱們民航局的反應，您說這兩個社會差別不大?

    您的問題大得足夠寫一本厚厚的學術論著(像許烺光寫《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樣)，中德民族性的差異好像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做事講究徹底完美，我們馬馬虎虎，他們乾淨整齊，我們比較將就。這種基本人生態度的不同不只表現在生活細節，還表現在民族對歷史，對問題的大事上，我在《世紀末》里多所指涉。可以說，中國人是比較」有趣」、可親的民族，德國人的認真使他們比較不可愛，但是坐德航要比搭華航或中國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國媽媽在孩子瀉肚子的時候要他吃什麼?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會美國人比，我倒覺得德國人和中國人比較相近，兩者同樣尊重權威，崇尚知識;同樣的重男輕女(如果只有一個孩子該上大學，那麼就是兒子，不是女兒;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卻是女兒);同樣的男主外女主內(丈夫會每月撥一筆錢讓太太支配家用，超過用度就得解釋);同樣的注重家庭(上大學的孩子還由父母供給，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還不忘帶一包髒衣服丟給媽媽!男人下了班就回家陪小孩，看電視，睡覺，沒有人去什麼卡拉OK酒廊的)，同樣的以自己的歷史文化為榮(動不動背上一段歌德語錄)，兩個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異一樣的多。

    我這當然是以偏概全，一個複雜的社會可能有很多個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這樣的綜合觀也有它的意義。事實上，將來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區分，而以」階級性」去重新組合，就是說，中國和德國和印度等等的知識階級是一國，擁有相近的價值觀與生活內容;各國的藍領階級又成一國，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不同越來越小，真正的差異反在階級之間，其實現在您就可以看見：一個台北的律師或電腦工程師，他的生活內容和所關心的題目可能與他在德國美國的同行相差不大，他與一個台灣布袋鄉的鹽民反而南轅北轍，不是嗎?

    十七 、我一直很懷念您那篇《從泰國來的》，類似的文章在近年來很少見。德國生活當然很美好， 但這個國家也有很多問題，

    不客否認， Die Zeit到Bild-zeitung這方面報導隨處可見， 就是不見於大作中，您真的認為到法院去聽一次審判----即使對德國人而言也窮極無聊----就能窺見司法清明嗎?您在德國的人際關係其實是個可發揮的題目，恐怕不只是」墜入情網」而已。

    當一個專欄作家只能以劉姥姥的觀點去寫作時，他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散布種族主義，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台北，黃瑞明)

    答：嘿，慢一點!德國這個國家的許多」問題」不見於我作品中嗎?您大概沒讀《看世紀末向你走來》這本書吧?裡頭」問題」多得很，尤其著重日爾曼人面對問題，處理問題的態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滿意的是我對德國人的批判不夠尖銳，那我倒欣然承認，是的，我對德國我不喜歡的現象，下筆還是溫和些，遠不如我對自己同胞的嚴厲，您要問為什麼，這樣說吧，如果有一個住在台灣的德國作家給德國的媒體寫文章，文章里經常」尖銳嚴厲」地批評台灣的一切，給德國的讀者看----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評，為什麼不直接說給當事人聽?我的考慮也在這裡：對德國人有所批評，我應該用德文寫給德國的媒體，讓德國讀者看見，而不是用他們不懂的中文寫給中國讀者看，背著人說他的話語，有什麼意思?

    譬如您欣賞的《從泰國來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發表的，德文版還在中文版之先。我還準備寫一篇關於德國知識分子的偏狹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給德國媒體，讓德國讀者看。

    到法院去聽審判，您覺得是」窮極無聊」的事?我卻覺得每一場庭審都是最鮮活的人生悲喜劇，可能悲劇多於喜劇。人在法網裡掙扎，像一隻被纏住的小蟲。您精通德文，讀過卡夫卡的《審判》嗎?相信我，聽審判絕不是」窮極無聊」的。

    我並沒有說，從一兩場審判就看出德國司法」清明」，您別把我沒說過的話算到我頭上。《仲裁者還是審判者》一文的主題應該很清楚，從德國法庭上法官和善禮貌的態度，從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布置，從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國法官的角色比較是一個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審判者。這也恰巧是台灣司法界正要進行的改革項目之一。

    至於您說我」只能以劉姥姥的觀點去寫作」，對不起，第一，我觀點不僅只於劉姥姥觀點，大概有足夠的讀者可以反駁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劉姥姥觀點可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因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別人眼中早已見怪不怪的現象，她卻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驚訝。黃先生，一個作家若是失去了這種新奇、驚訝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創造的可能，我希望永遠保有劉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會吧!中國人的自卑感從鴉片戰爭以來就成為民族的負擔，已經快兩百年了，您別把我說得太重要。我們且先不說中國人，只說台灣人吧。台灣人自己可以出國旅遊，打開電視有幾十個國際頻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台灣的讀者自己可以決定接不接受我文章里的觀點，因為他可以將我的觀點與他自己的見聞印證，還可以與許許多多其他作家的觀點比較，看了我的文章而決定興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實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對我自己負責----在我的知識與智慧範圍內作最減實的表現----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樣的讀者，怎麼依他個人的體質消化我的東西，你覺得我管得著嗎?

    十八 、您對《野火》時代的台灣到最近《看世紀末向你走來》的台灣，有何看法上的轉變?勞要經營台灣，你心中可有具體的理想藍圖?(台北，朱小姐)

    答：簡單地說吧!《野火》時代的台灣需要的是破壞，《世紀末》的台灣需要的是重建。當年的台灣社會反而比較有社會共識----大家都或多或少體認破壞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築拆下來。重建比較麻煩，重建的藍圖人手一本，各說各話，缺少共識，而共識卻是社會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種凝聚力，老實說，我很為台灣的缺乏」敵情意識」憂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愛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遊戲，它以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進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來。這種天真我覺得一點也不好玩，十年前，當然沒想到這會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