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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很棒。

    十一 、因為也是母親的身份，我特別喜歡您的《孩子，你慢慢來》這本書，尤其是」野心」和」你的名字叫做人」這兩篇。在做」母親」和」個人」之間，您已經」被迫」選擇另一個平衡點了嗎?還是像我們一般職業婦女一樣，永遠在兩極間徘徊?

    還有，」一個男人公務繁忙是成功的表現，女人公務繁忙則是野心太大，拋棄母職」，您現在看法如何?

    答：我在」母親」和」個人」兩個角色之間掙扎了很久，到現在，九年了，也還不曾找到一個真正令我滿意的平衡點。尤其西蒙·波娃早在幾十年前就發出警告：母親這個角色，是社會為女性布下的陷阱，你往下跳之前，要搞清楚自己在於什麼。

    這個陷阱就是： 社會以種種方法將女人鎖在養兒育女這個工作上， 迫使她在」母親」和」個人」之間做二選一的抉擇。這個陷阱形成的前因後果都不必去提了，我反正已經跳下去，重要的是如何在那個大蛛網裡找到生路，有些女人找到生路的辦法是讓孩子去自生自滅，而追求女性一己的解放與發展----這不合我的哲學。我將人生分階段：孩子七歲以前，我願意犧牲自己的許多自由，讓他們得到最充分的愛;七歲以後，孩子逐漸獨立了，我自己的比重就相對增加。

    事實上，他們需要你的，也就那麼短短的甜蜜的幾年，對吧?社會結構的不合理，使女人無法發揮自我，也剝奪了男人體驗養兒育女的幸福。男人只管在外」打拼」，其實也是一個不幸的大陷阱，他們的壽命都比女人短，不是嗎?

    十二 、去年您於三本新書的發表會上提及，期望落於」歷史谷底」的台灣，亦應有一批具理想主義的良知者再重於未來使力，然而，如何避免如您在專欄中所描述」李昂症候群」的關懷，無奈、厭倦?

    三少四壯集中，您和南方朔皆有勇於面對歷史的深思與批判。期望看到您們的對話。(台中，柯應平)

    答：理想主義的波峰是一定會再來的，人的頹廢和他的激昂總是此起彼落的。我其實比許多住在台灣的人要樂觀;在外面看世界，你看看俄羅斯和車臣，看看民不聊生的波士尼亞，看看動盪不安的南美，其實台灣的發展還真不錯。在80年代與90年代的交接之際，我們其實成功地進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沒有政變，沒有暗殺，沒有恐怖分子的興起，這種成就不能等閒視之。

    至於理想主義者的疲倦感，其實也很正常。台灣社會急劇變型，其中的人卯足了力氣，不像已開放國家中的知識分子可以輕輕鬆鬆慢吞吞地來。力氣用得多，當然容易疲倦。可是一點一滴使制度漸漸形成，下一代人就不必像這一代人那樣拼命。(現在的理想主義者僅止於疲倦而已，想想看，他的上一代，努力一點就可能會坐牢，得精神分裂呢!)

    南方朔嘛……您不覺得我的文章比他的好看嗎?他太多學問了，我怕他。

    十三 、《野火》十年後的你，是否對台灣的關心層次提高?或是容忍性隨年齡改變了?例如小學生在馬路上與車爭道而人行道上早被占滿了。清潔隊員用太多的人力替廣告公司拆除看板。這些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亂象，似乎已不是你關心的話題了，但對我們卻有切膚之痛。而您的野火一點，比投訴任何政府或民意代表都要有效多了。台灣的國際地位、統獨問題對我們而言似乎並不是天天要去面對的。(土城，呂榮樂)

    答：對，我前兩個星期的專欄」每天要過的日子」寫的就是這個意思：政治的終極目的是使老百姓寬寬鬆鬆的去過他」每天要過的日子」。偏偏這是政治人物最容易忘記的東西!

    台灣已經變了，」有效」的改革力量不再來自一枝獨秀的野火式文化英雄。台灣現在有百分之百出自民選的政府官吏和民意代表，這些人，人在其位，應該是推動改革的那雙手。為什麼您還如此不滿意?因為這些政治人物花很多的心力去搞權力的明爭暗鬥，較少的心力用在你最有」切膚之痛」的公共政策上。

    好，那麼真正關心公共政策的人在哪裡?對不起，他們往往選不上。選得上的多半是那有錢的、有地方勢力的、有樁腳的、有政商關係的----這些和公共政策兩回事呢!

    誰把這些人選出來做事呢?誰，在選舉期間，專心去聽公共政策的發表?選民將票投給那有錢有勢有關係的，然後驚訝怎麼沒人搞公共政策----您看出其中的矛盾嗎?

    十四 、《在海德堡》您有驚悚的安排，它的Moral lesson是什麼?無力掙脫桎梏的宿命悲哀?不可」輕信陌生人」?在德國那樣優良的社會秩序的背後卻有極端不可思議的恐怖威脅(起碼台灣很少見)……(高雄，林純瑛)

    答：真抱歉，限於篇幅，您的三張傳真只能縮為兩三行。

    能碰到具高度鑑賞力的讀者，真是作家的幸福，非常謝謝您對我的小說的評論。有驚慷的安排，可能是因為我對犯罪心理感興趣。至於它背後的訊息，應該是那篇小說最值得爭議的一點，譬如說，我認為王德威教授就看錯了(或者我寫」錯」了)!

    台灣的生存空間對女性較有保障嗎?我不相信。你可記得那個把女孩奸了、殺了，還把臉皮剝下的恐怖報導?

    十五 、我個人十分敬佩您的見解，想請教您：您移居德國，除了個人因素外，是否您曾覺得在海外更能客觀透析台灣兩岸的問題與情勢，並憑藉自己對中國及德國不同民族性的理解，而試做諫言，其次可否談談您覺得德國人最有趣的地方在哪裡?(中和，董倩瑜)

    答：我移居德國，純粹是個人因素，而且離開台灣覺得非常不得已。一方面它是孕我育我的唯一的家鄉，我對它深懷感情;另一方面，台灣的發展光怪陸離，可塑性極高，對一個關心文化和社會的作者來說，是個難得的實驗室，可以親身參與，甚至影響它的發展，我卻失去了這個機會，不，我不是為了寫作而去國的。至於說，來到歐洲而擴大我的視角，那是塞翁失馬，試圖轉失為得罷了。對您所說的」諫言」，我的興趣也在銳減中----您看，我不是開始寫小說了嗎?

    德國人，基本上是非常沒趣的，或許他們的沒趣正是他們最有趣的地方。您比較美國和德國的電視節目吧!誇張一點的說，在美國一打開電視就可以看見人們在無聊逗鬧----女人在布丁池裡摔跤或是比賽誰吃得下三百條香蕉;德國的電視一打開就是嚴肅深沉的人生問題大探討----穿深色西裝的男人彼此苦著臉討論歷史的罪愆，國家的認同，族群的和諧，正義與公理……每次我從德國一到美國就覺得全身輕鬆起來;啊!美國有這麼多愚笨的、無聊的、幼稚的、可笑的、天真的，天塌下來都無所謂的人!美國人的天真簡單是日爾曼人所沒有的，他們和我們一樣，是個有歷史包袱的民族，可是他們比我們更沉重，更沒趣，因為----這是我的理論----我們雖有包袱，但忘記得也快。德國人記憶力又好，所以有趣不起來，您說康德有趣嗎?黑格爾、馬丁路德、希特勒、馬克思有趣嗎?托瑪斯曼有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