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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反省看起來謙卑，其實是傲慢。

    歷史條件更少不了政治現實。德國人懺悔對象是猶太人----戰後團結起來聲大勢大的猶太人。同樣被屠殺幾近滅種的吉卜賽人卻鮮有人提及。誰都知道」六百萬」這個數目，可是誰知道吉卜賽人被害數目?吉卜賽人沒有組織、沒有勢力、沒有聲音。反省，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道德問題，它可能更是種種政治勢力較量的產物。

    在這個層面上，中國人自己有太多現成的例子。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為什麼得到平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為什麼還得不到補償?因為前者配合台灣目前的政治現實，而後者還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當我們看見李登輝率領官員在二二八紀念碑前鞠躬致敬時，我們能下什麼結論----台灣人能反省?台灣人不能反省?

    恐怕什麼結論都不能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後隱藏著一層又一層的文化、歷史、政治的條件牽制。在看清這層層的牽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國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結論。表面上，我們看見德國總理在猶太人的墓前獻花下跪，也看見日本政府對戰爭索賠和慰安婦的控訴躲躲閃閃;相比較，中國人更是憤憤不平。我倒是覺得，在憤怒之前，我們或許應該將憤怒的對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閃，作為一種文化行為，應該如何詮釋?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其成因為何?我們自己的行為是否為成因之一?

    」德國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麼簡單。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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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往

    向 往

    老朋友瑪格特來訪，從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來破舊不堪的德文書，興致勃勃地說：」和你的孩子一塊兒讀，是寫兩個德國小孩在北京的故事。」

    我接過書翻翻;1903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寫1900年8月的北京。插圖上有拖著辮子的中國人。

    我沒說話。

    晚上，瑪格特像老祖母一樣戴上老花眼鏡，捧著書，擱起腿，讓兩個孩子簇擁在燈下說起故事來。我就在花園裡把抽長了的葡萄藤繞到欄杆上;月光里的葡萄葉子綠得發亮。

    就寢前，十歲的孩子來到床邊道晚安，說：」那義和團的書很有意思，我們已經講到第十頁了。」

    他停下來，思索了一會兒，又說：」可是，我覺得有點兒奇怪----裡面的中國人，媽媽，都是壞人呢!」

    我看看他，多麼美的臉龐，明亮的眼睛裡有對整個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會來，我知道你會問，孩子，可是我該從哪裡和你開始呢?

    也許該從1792年大英帝國派往中國的使團開始。五艘船載了近七百個人，包括喬治國王的特使、畫家、音樂家、科學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個月之後抵達了天津，在承德覲見了乾隆。

    英國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館以保障本國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獨尊的中國人卻還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謂對等關係。乾隆對馬夏爾尼之不願行叩頭禮極為不悅：」朕於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駕馭外藩之道。」

    」朕意甚為不愜」的乾隆不知道在這」英吉利外藩」所屬的世界裡，法國大革命已經發生，《人權宣言》已經公布，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戈得溫的《政治自由》等等著作已經出版;乾隆也不知道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經發明了蒸汽機、蒸汽船，已經發現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馬夏爾尼的使團中，有人仔細觀察了中國的船艦和火炮結構，發現它們遠遠地落後歐洲。

    自滿的帝國內部缺少自我懷疑和自我更新的機能。英吉利國的龐大船隊來了又去了，中國的大門並不因為使團的叩門而打開。這個深鎖的大門便在四十多年後被炮火轟開，是英吉利人的炮火。歷史的巨輪輾過中國，呻吟聲至今可聞。

    或許也可以從《北京五十五日》這部影片說起?1993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為背景的電影，增添一點歷史感。在外國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錄象帶，卻像吃了一碗摻了沙子的稀飯。老是演英雄的查爾登·希斯頓這回又是英雄----騎著馬，披戴武器，雄赳赳氣昂昂地踏進1900年的北京。電影裡中國人愚蠢而且殘忍，更典型的是，中國人像螞蟻一樣以群體作為襯托英雄的背景出現，絕對沒有一張個人的面孔。電影的製作者毫無掩飾地呈現出他對另一個文化的完全無知和對自己文化的絕對狂妄。這是50年代美國好萊塢世界的」朕意甚為不愜」。

    或許更應該從LizzieAtwater這個女人說起?被派來中國傳教的Lizzie在1900年8月初寫家書回美國：」我不後悔來到中國，只是遺憾成就那麼少。我過了兩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現在，我們要一起死……」

    這封信發出兩個星期後，已經懷胎九月的Lizzie和丈夫女兒，以及其他幾家傳教士和他們幼小的兒女，被誘騙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著的中國士兵將他們一一射殺，剝光了屍體。被謀害的是十個美國人、兩個中國教徒和兩個被雇的馬車夫。

    這些傳教士早在義和團的騷動中預見自己的死亡，但是他們的信仰給予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力量。然而他們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時代的大景中看來，卻顯得荒謬。傳教士在追求個人信仰的實現時，一點兒也不知道自己其實同時是帝國侵略主義的一隻爪牙。無私的、奉獻的、崇高的個人，在歷史的大漩渦里，卻變成一個欺凌的、不公不義的集體。

    不可思議的是，那義和團拳民本身，又何嘗不是許許多多自覺無私的、奉獻的、崇高的個人，背上」扶清滅洋」的重任，視死如歸。可是在歷史的大漩渦里，他們給自己的民族帶來意想不到，彌補不了的劫難。

    在山西遇難的傳教士大多來自美國俄亥俄州有名的奧柏林學院。1903年，校園上建起了一座紀念他們的石柱拱門，刻上了死難者的名字。每一年的畢業典禮，奧柏林的學生要從拱門下莊重地穿過。年年穿過，一晃又到了世紀末，這是20世紀的90年代了。

    距離義和團騷動，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之後一百年，我們的世界流行起所謂」後殖民論述」。奧柏林的應屆畢業學生開始拒絕從紀念拱門下穿過;前輩的」光榮犧牲」，對這一代人代表的其實是可恥的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侵略主義。」為什麼只紀念美國傳教士?」學生質問校方，」被殺的中國籍教徒，還有被聯軍砍頭的義和團拳民，就不算數嗎?這是種族歧視。」每年夏天，學生聚集在這座紀念拱門前靜坐示威。世界變了。

    或許也可以從」後殖民論述」開始說起?其實老早在賽義德(EdwardW.Said)將」東方主義」這個辭炒得火熱之前，非洲的知識分子已經寫了不少文章向歐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識提出挑戰。當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的同時，他們的知識菁英創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強可以譯為」黑文化主義」吧;他們要以非洲人的眼光來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場為基本立場來詮釋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圖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邊緣，那麼新興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邊緣兩個概念倒轉過來，教白人一邊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