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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年生的丁默邨本來是以陳立夫為首的調查統計局第三處處長，第三處撤銷之後，失業了的丁處長就加入了汪精衛的陣營，在南京政府中歷任要職。戰爭結束前，他是」偽浙江省省長」。

    這樣的一個漢奸履歷，他的死刑不是理所當然嗎?

    不這麼簡單。

    南京市檔案館中所存審訊漢奸的筆錄、判決書、種種信件、電報等等，構成一個曲折的故事。1941年，陳立夫以舊時長宮的身分與丁氏聯絡，對他」曉以大義」，指示他若不能脫離偽區，就當」伺機立功，協力抗戰」。陳立夫的」策反」成功，往後的幾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長、福利部長，私底下，他為戴笠的軍統局架設電台、供給情報，與周佛海合作暗殺當時的特務頭目李士群，並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斷營救被捕的重慶地下工作人員。

    被救的情報人員，在公審中，也都具函作證，丁與重慶政府的合作毫無疑義。而在日本戰敗後，局勢混亂。重慶政府為了防止共產黨坐大以及新軍閥的趁機而起，又適時而有效地運用了丁默邨這個棋子。他被任命為」浙江省軍委員」，這一回，」浙江」前面沒有」偽」字了。

    戴笠在他給」默邨吾兄」的手書中，要求丁氏」切實掌握所部，維持地方治安，嚴防奸匪擾亂，使中央部隊能安全接收。」而丁默郵也確實一一實行重慶的指令。在中央部隊進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經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邨進行」剿匪」之後，中央部隊才能接收浙江。

    夜半讀史，迷惑不已。

    丁默邨等於是國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將，這名降將不曾回到」漢軍」中來披麾上陣，但他留在」曹營」暗中接應，等於是國民政府植在敵後的間諜。在戰爭中，默默無聞的間諜所發揮的作用絕對不小於沙場浴血的戰士，他們所冒的危險往往更大。

    而當重慶政府需要丁氏的合作時，陳立夫和戴笠都曾對他提出保證：陳立夫答應丁可以」戴罪立功，應先有事實表現，然後代為轉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則說得更明確：」弟可負責呈請委座予以保障也。」

    國民政府為什麼在勝利後殺他的」降將」、」間諜」?尤其在早巳給予不殺的保證之後?問題出在」委座」嗎?

    於是請求朋友」火速寄《陳立夫回憶錄》來」。找到了線索。

    《陳立夫回憶錄》第232頁：

    丁默邨本來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獄中保出去看醫生，從南京拘留所出來，順便遊覽玄武湖……這個消息，被蔣委員長看到以後，……蔣委員長很生氣的說：」生病怎還能游玄武湖呢?應予槍斃!」

    他就被槍斃了!

    問題癥結果然在」委座」。

    難怪法院的判決書讀起來令人覺得強辭奪理，完全漠視被告人所提出的有利證據。因為真正的判決者，不是法院，也不是法。

    我慶幸我們不是活在一個動亂殘酷的時代里，可是，即使是動亂的時代，也不一定都是殘酷的。唐朝蕭華以安慶緒之亂，作了」偽魏州刺史」。王師(就是我們的中央部隊吧!)到後，他與王師合作，安定魏州。情節與丁默邨幾乎完全相同。結局呢?蕭華功過相抵，論罪止於降官。他後來成為一代名臣。

    掩卷嘆息呢!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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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省之可疑

    反省之可疑

    有許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結論，深思起來，其實可疑。

    只要提到戰爭責任，不論是大陸人、台灣人或香港人多半會走到一個結論：德國人懂得反省自責，日本人死不認錯，民族性差別甚大。

    表面上在客觀地談民族性，真正蠢動的是中國人對歷史不平的憤懣，像餘燼在冷卻的壁爐里兀自閃著火光。

    我對這個簡單的對比非常懷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這個論調里，有多少是客觀的現象，有多少是我們主觀的認定?身為中國人，我們都知道日本政府將教科書中的」侵略」改成」進出」，並且為之義憤填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為了教科書這種改動而控告日本政府，訴訟鍥而不捨進行了一二十年?我們也都知道哪一個日本官員又到靖國神社參拜去了，並且為之大大抗議，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月發生在日本愛媛縣的事情?

    愛媛縣政府在1981至1986年間，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國神社大祭的」玉串費」和慰靈大祭的供物費。愛媛縣民認為這種公款支出違背了日本憲法二○·八九條」政教分離」的原則而對縣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萬六千日圓。案件經過地方法院一審、高等法院二審，到最後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愛援縣政府違憲，必須抽回公款。

    錢的數目非常小，但是判決的意義非常大。顯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種：有人借著靖國神社的慰靈來閃避與歷史的尖銳面對，也有人不為靖國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識所惑，堅持政教的分離;然而為什麼中國人只記得前者而忽視後者?這種有選擇性的記憶是不是反映了中國人的主觀意願?選擇出來的細節當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證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強了我們對日本人原有的成見?

    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令人反感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他筆下，好像所有台灣人都是精通日語、懷念日據時代、喜愛日本文化的。我們知道那只是台灣人的一種。司馬缺少一個文化觀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覺：他的採樣選擇是否受他主觀情感和意願的影響?他的採樣有多大多廣的代表性?

    當我們說」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時候，我們的採樣是否客觀?我們在說哪一種日本人?這一種日本人在他的整體社會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愛媛縣民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個人或團體不同意官方的歷史觀?他們又有多大影響?我們是否充分認識日本社會裡的多元性?

    也許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個事實;但是在我們能切實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不能驟下斷語。畢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結論都是可疑的，不是嗎?

    」德國人懂得反省」又是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呢?我覺得不那麼簡單。

    對第一次大戰的戰敗，德國人的反應是屈辱與不平。後來希特勒的崛起與戰敗德國人希望重新振興國威的心理很有關聯。二次大戰後，所謂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學生運動開始向傳統挑戰之後才能展開。也就是說，日耳曼人對戰爭的反省與其說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態度，不如說是歷史條件的促成。

    原子彈落在長崎和廣島，就是一個歷史條件。由於原子彈所造成的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時成為受創深重的被害者。要一個單純的兇手懺悔容易，要-個兇手兼被害人懺悔，就困難了，因為他覺得」我固然負了別人，別人也負了我」;歷史的罪與責他不能輕易釐清。

    德國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個層次複雜的東西。當一個德國人對自己的過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撻時，他可能是一個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個戴著面具的文化沙文主義者;當他說德國人的罪行舉世無雙時，他沒說出口的話是：德國人的文明高度是舉世無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