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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的今天，1995年。

    布來斯眼見的中國，一百年前的中國，是落後貧窮而又驕傲自大的。她身邊的升斗小民都覺得，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是因為羨慕中國的地大物博，文化的宏大精深。布來斯甚至希望小日本能打敗中國，讓這些傲慢的中國人終於知道，這世界上還有比它大，比它行的國家。布來斯所看見的中國人的面貌令人觸目驚心，街頭隨處可見皮膚潰爛流著膿水的人，大脖子的，肢體變形的，到處是瞎了眼的，到處是乞丐……」你們無法想像街上有多少乞丐，」她的家書里寫著。

    ……很可憐，看他們背著、挑著柴、樹枝、草，任何他們找得到的東西，為了取暖，因為煤太貴了。田野和路邊被撿得乾乾淨淨，好像被掃把掃過一樣，看起來很乾淨，其實是迫於貧窮。騾馬經過時，後面跟著一路的人，想接糞便拿回去當肥料……

    ……骯髒，令人作嘔，……一群男人就在我們眼前把褲子脫下來大便，然後蹲在那兒抓身上的虱子……

    路上看到的潰爛皮膚和殘疾令我們難過極了……。

    這是1895年的中國，貧窮，落後，苟延殘喘在一個大帝國的末日而不自知。有趣的是，萬物的腐敗和新生往往並行不悖。1895年，我們固然看見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的一敗塗地，我們也看見」公車上書」的萬言書、」萬國公報」的創立、」強學會」的組成，一步一步走向維新自強的路。在炮火隆隆的1895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成立了興中會，結合香港、廣州一帶的反清勢力，10月，當台灣的抗暴力量被摧毀時，廣州起義剛開始。

    1895年，中國是一鍋滾水，沸騰著痛苦也燃燒著希望與憧憬。甲午一戰決定了中國的未來，那未來變成了我們的現在。布來斯的家書讀來歷歷如新，她其實完全沒懂得中國，更沒看見真正的中國，但是，」國家和個人一樣，有時候必須從大災大難中獲得益處」，」也許上帝對中國有所計劃……」，倒似乎說中了歷史的個性。我們走過了這一段路，在世紀轉角處駐足小立，總算知道了那」計劃」的一部分。

    1895年?我記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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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獎徵答

    有獎徵答

    民國二十七年，蘆溝橋事變一年之後，日軍逼近漢口，戰爭慘烈地進行著。北京的《新民報》在九月刊登了一則廣告。為了」測驗國民對於反蔣與擁護新政權之熱情」，《新民報》」徵求漢口陷落日期大投票」，舉辦有獎徵答遊戲。以郵戳為憑，誰猜准了漢口陷落的時間，將得到獎金五百元。漢口陷落日期與時間」以日本軍入漢口日本租界之時日」為標準，應徵者只限於中國人。

    廣告刊出四天之內，《新民報》稱已收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封應徵信，其中一名」王斯善君」還附上一首歌詞，《祝漢口陷落歌》：

    一、武漢三鎮空豪言呀，漢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咦呀哩，漢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

    二、漢口陷落蔣府崩呀，喚起人民來慶祝呀，呀咦哩，咦呀哩，喚起人民來慶祝呀，呀咦哩!

    三、慶祝漢口早陷落呀，漢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咦呀哩，漢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

    十月，《新民報》宣布得獎名單。標準答案是，日軍在」二十六日午後三時十分」踏人漢口日本租界。總共有58627個人參加了徵答活動，頒獎儀式盛大隆重。北京各界都派代表參加。得獎者都是」英氣勃勃，一望而知為有為之新民青年」。

    報紙紙張陳舊發黃，好像世事漫隨流水，全已淘盡，我卻覺得毛骨聳然。當漢口陷落有獎徵答大活動盛大進行的時候，漢口的中國人正在被異族屠殺。一個叫曉東的人這樣描寫戰時的漢口：

    有一次敵人利用漢奸的活動，致警報發出不久，敵機已經臨空。我空軍人員駕機截殺不及，只得讓敵機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的天空任意投彈，結果炸毀房屋無數，死傷人民達一千以上……(《學生月刊》)

    也許根本沒有」王斯善君」這個人，尤其根本沒有什麼56000封應徵信，但有沒有並不重要，《新民報》的文章是中國人寫的。《祝漢口陷落歌》如果不是」王斯善君」的作品，它就是《新民報》內部編輯的創作，出自一個中國人的手。

    究竟是誰呢?究竟是什麼樣的中國人為《新民報》這種明顯賣國的機構效勞?究竟是什麼樣的中國人，眼睜睜看著自己民族的災難而搖旗吶喊新民主義呢?這些人對所謂忠奸之辨是否有過內心的辯論?

    台灣人劉捷的自傳為這些時代的問題寫了一個小小的註腳。書名很長：《我的懺悔錄----一個歷經日據時代，中日戰爭，台灣光復，反共戒嚴時期所遭遇的台胞之手記》。今年八十四歲的劉捷和多數日據時代的青年精英有相似的履歷;日本留學，回台服務。青年劉捷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台灣新民報》的記者(也叫《新民報》，和北京的《新民報》卻南轅北轍)。與多數台灣青年不同的，劉捷在1937年來到北京。《新民報》舉辦」漢口陷落有獎徵答」的時候，他在北京工作。做什麼呢?

    日本憲兵司令部和北京市警察局共同進行電影和出版品的檢查，用我們理解的語言來說，就是思想警察，言論箝制。他們需要一個精通日語和漢文的人，台灣青年劉捷正好勝任。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或許有人要問劉捷：你怎麼會為日本人作控制中國人的事?

    就法來說，劉捷根本不必理睬這樣的問題;劉捷其時畢竟是所謂日本國民!可是，劉捷沒有像賴和那一代人所擁有的民族情感了嗎?這麼一問，問題就複雜了。青年劉捷是怎麼變成日本人的」思想警察」呢?，首先，他碰見了一個日本憲兵准尉，此人」為人忠厚對台灣人舊知有一份親密的友情。」准尉推薦劉作這個工作。第二個考慮：劉的朋友也認為這個工作可以使劉的北京話更進步。劉捷的感覺更單純----」我離開台灣，經大連天津終於在北京找到固定的職業……此年次女劉愛玲出生……。」

    劉捷在淪陷後的北京作政治的工作，但他的思慮以及接受工作的動機，卻極端的缺乏政治。他後來甚至變成徐州警察局的保安科長，和蘇北特別行政區長官郝鵬舉的貼身秘書，都是政治性相當」嚴重」的職位，劉捷的理由卻極簡單：因為他的日文好，所以接了這些工作，全屬偶然，工作只是工作!郝鵬舉在戰後以漢奸罪名被槍斃。如果劉捷不是台灣人，很難說他不會受到波及。

    劉捷的懺悔錄是個寶貴的資料，因為它很誠實地記錄了一個台灣人的時代命運。劉捷沒有」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考慮政治方向的改變而試圖為自己辯解----他仍舊認為郝鵬舉是」中國軍人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他也不曾對自己進行」政治正確」的檢討。回顧波濤洶湧的一生，他只嘆息」我不是英雄豪傑，長期在現實社會的對立，相剋，爭鬥，摩擦中掙扎」。那是個」很顯明又悲哀的時期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