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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絕對尊重您的悲情意識，但是也請您正視，並且尊重，我的不同。

    至於您的親日情緒，我覺得無可厚非，但是，您身邊的人是否會給您適度的警告呢?

    您給日本人特別多接近您的機會，您喜歡和他們用日語交談，您津津樂道自己在二十二歲之前是日本國民，您習慣性地透過日文去接受思想訊息……您與日本文化的關係，非常橡我們這一代人和美國的關係。我走在美國的街上，說他們的語言、清楚他們的歷史、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習慣用英文去接受新的思潮……。當我在第三世界，譬如土耳其或者巴勒斯坦，碰見一個美國人時，那種知己知彼的親切感簡直就像見到了故鄉人一樣。

    可是這種親切感，李先生，不是天生自然的;您身為一個知識分子，不可不看見它背後的顛覆性質。

    為什麼您所熟悉的是日語而不是印度語?為什麼我所熟悉的是英語而不是埃及語或剛果語?因為日本和英美是擁有強權的帝國，帝國為了推展自己的軍事和商業利益而入主他國，是為殖民。帝國用武力統治一個地方，那個力量是明顯的;不明顯的，是帝國以自己的文化力量滲透到殖民地的文化中去，從而改變對方的性格，如果不能改變，至少該弱勢文化會是一個對帝國親善靠攏而安全的系統。

    在您和我的身上都可以看到19世紀以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力量的餘緒。美國對台灣影響之深，不必我說。到現在，我們電視台的國際新聞播報採取的仍像是美國第五十一州的角度。但是，知識界的自我反省比以前要多，不斷地有人談到文化自主的問題。巴勒斯坦裔的美國學者薩意得的學術論著執意要揭露歐美文化如何腐蝕其他文化的現象，對中國和台灣的知識分子都起了影響。

    您對日本語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馬遼太郎的訪問中，您對四十年的國民黨高壓統治批評頗多(沒有一件是不對的)，可是，在談」悲哀的台灣人」時，卻對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不置一言。您說在1945年後國民黨的統治下，人們晚上連覺都睡不安穩----那麼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箝制上，當年的國民黨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蠻橫得多，可是您畢竟是在和一個日本人對話，與《朝日周刊》廣大的日本讀者在溝通，您不覺得您有義務提供一個平衡的歷史觀----在批判老國民黨的同時，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灣人的悲哀」的一個部分?

    您對日本的殖民歷史一字不提，反而強調日本文化的優越：

    內人受過日本教育，善於記家計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

    您的說法招來日本編輯的反應：

    是否日本的教育管用?

    編輯的問話，其實等於在問：殖民對你們被殖民者終究是有好處的?您的回答：

    殖民地時代日本人所留下的東西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科學現點來評價就無法了解歷史。

    對您的回答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第一，在訪談中，我並不曾看到您對日本殖民有一個字的批評。

    第二，您是否也能用」科學觀點」去評價老國民黨的歷史?如果不能，這個雙重的評價標準是否值得檢視?

    第三，避免主觀情緒，以」科學觀點」評價歷史，我完全贊同，這也正巧是我自己近年內在寫作中一直強調的所謂對歷史的誠實。史學家在批判日本殖民的同時，必須也顧及殖民的多面性格。

    可是您不是專欄作家也不是歷史學者，您是以台灣人」總統」的身份與日本人說話，您的考慮必須比我們要多一層：除了單純的對歷史回顧的誠實之外，李先生，您還擔有前瞻性的政治責任。一個被殖民國的」總統」，在獲得自由之後，對殖民國說：感謝你教了我很多東西。

    波蘭的華勒沙和捷克的哈維爾，會對俄羅斯人這麼說嗎?印度的甘地和新加坡的李光耀，會對英國人這麼說嗎?

    身為台灣公民，我覺得難堪。

    司馬遼太郎問您有空時讀些什麼書?您回說，岩波書店的社會科學叢書，您透過日文書籍來檢驗自己。

    我慶幸我們有一個還能抽空讀書的」總統」，慶幸我們有一個懂得外語的」總統」。外語是一扇打開的窗，使他能看見窗外的世界。可是語言受制於文化，每一扇語言的窗，所能提供的都是那個文化所特有的角度和視野，因此我們說有美國人的世界觀、日本人、德國人的世界觀、阿拉伯回教徒的世界觀……。同一個事件，我透過英文和德文的描述會得到相當不同的詮釋，也因此，當我接受英文或德文資訊時，我無時不在警惕自己：我越過這兩扇窗子在看事情，但這兩扇窗子都是」別人」訂作的尺寸和角度，必須有幾分存疑;不存疑，就失去了獨立判斷的可能。

    您對您所倚重的日文窗子是否也有某個程度的戒慎恐懼?

    您最近還說，希望在有生之年將政權交出去;老實說，我嚇了一跳。

    這樣的話，美國的柯林頓和德國的科爾都不敢說的，因為政權交不交出，交給張三或李四，死前交或死後交，根本由不得他們，那是選民的事情。您說出這樣的話來，真證明了司馬遼太郎說的，台灣的民主還在嬰兒時期。我覺得沒有必要苛責您----如果不是包圍著您的人和擁護您的百姓讓您覺得政權交不交操之在您，我想您也不會有那樣不自覺的帝王遺緒。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總統，台灣的政治體質如此，光批評您個人是見樹不見林的。

    您有一個夢，我也有一個夢。我夢見有一天，台灣有個」總統」，他的名字怎麼寫老百姓都會搞錯，因為在一個百輪運轉的健全民主制度中，沒有摩西的必要。在目前這個時刻，我只希望您能及早擴開您的胸襟，跨出大步離開悲情意識的暗影，做一個大格局的政治人物。

    對您的期望高，所以難免苛求。我們互勉吧，為我們的夢。

    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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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

    一九九四

    1994年的春天，莫斯科街頭有個頭戴棉帽的人站在骯髒的殘雪中等候買香腸。東柏林一個銅像已被拆走的廣場上有個失業的人，兩手插在口袋裡，無所事事地望著商店櫥窗。法蘭克福市中心有個人踏出地鐵疾步行走。北京建外大街的人行道上有個人彎腰在地面鋪上一張報紙，拉拉褲管，坐了下去。台北南京東路和敦化北路的交口有個人正穿梭著過馬路。

    這些毫不相關的人之間，在20世紀的盡頭，其實聯繫著一個共同的經驗：他們目睹烏托邦的解體、信仰的喪失、理想的幻滅。

    五十塊!

    在河北白洋淀的荒郊野外，我體驗到破產的意義。汽車在雨後尺深的泥濘中陷住了，進退不得。於是我建議，乾脆將車鎖上，讓它在那兒留一夜，等出了太陽，路面硬了，再來取車。

    北京人不約而同地睜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般的看著我，搖頭，不行，收音機會被拆掉，輪胎會被卸走，車子會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