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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於表達意見、敢於行動的學生在一次兩次的申誡記過之後，當然也學會了保護自己;他發覺，這個社會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氣或正義感。

    我們的大學生是不會」鬧事」的一群。在考試、舞會、郊遊的世界中，沒有什麼值得」鬧事」的題材。在是非善惡都已經由父母師長孔子孟子下了結論的世界中，沒有什麼難題值得重新省思、費心判斷。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錯的環境中，更沒有什麼」鬧事」的餘地。我們的大學生天真、單純、安分、聽話。

    可是，如果」鬧事」也可以解釋為」以行動來改變現狀」的話，我們這不會鬧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憂慮了。四年一過，他就成為社會中堅----一個不懂得關心社會，不會判別是非，不敢行動的社會中堅!公車應不應漲價?不清楚。路邊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營機構虧了多少納稅人的錢?不知道。核電廠會不會貽害萬年?不知道。上司舞弊應不應告發?不知道。台灣往哪裡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個滿足現狀的民族不可能進步，但是要對現狀不滿，一個人必須先有所關心，用心觀察，觀察之後作判斷，判斷之後付諸行動。關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的一份愛，但是空有感情無濟於事，它必須有冷靜的理性的支持----判斷與行動需要堅強的理性。

    台灣的現狀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已經有許多人在關心、判斷之後開始了行動。最好的例子是消費者基金會的推動者，他們已經」鬧」了不少事。台灣需要鬧的事情還很多很多。以婦女問題來說，我們現有的婦女組織還停留在獻花、慰問、穿漂亮的衣服開慈善晚會與孤兒擁抱的階段。在同樣的社會版里，我們讀到七歲的男孩被母親活活燙死、十歲的女孩被賣到妓女戶、十三歲的女兒被養父強暴而懷孕、三十歲的妻子被丈夫打斷肋骨----我們天真可愛的校園美女覺得將來沒事可關心、可」鬧」嗎?

    又是一個學期的開始，讓我們想想從哪裡做起吧!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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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灣人，我不悲哀----給李登輝先生的公開信

    我是台灣人，我不悲哀----給李登輝先生的公開信

    登輝先生：

    想和您談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雖然在外國生活了許多年，但我生性懶散，到現在還沒去申請過任何外國身份。進進出出只有那麼一本護照，出入境手續照辦，所得稅照繳。也就是說，和您談談國事的公民資格是有的。

    您和司馬遼太郎對談的幾個重點，我沒有異議。

    令我不安的，是您濃厚的悲情意識和不自覺的親日情緒。

    本省人的悲情意識其來有自。任何涉獵了一點台灣歷史的人都可以理解」生為台灣人的悲哀」;1895年，台灣」本島人」相對於殖民者」內地人」成為次等國民，1945年之後，台灣」本省人」相對於」外省人」再度成為次等國民，歷史對台灣人是相當殘酷的。受壓迫而激起的悲情意識形成一種凝聚力，團結了受苦的人們向強權挑戰，最後形成新的勢力----這樣一個歷史發展，我們在波蘭、捷克、今天的南非和巴勒斯坦，還有台灣，都親眼目睹了。

    當新勢力興起時，悲情意識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團結工會要面臨經濟蕭條的問題、哈維爾總統要處理國家的分裂、阿拉法特得設法保證他自己的警察不成為新的暴力、曼德拉要在種族和諧與經濟穩定之間走鋼索----台灣?台灣還在講」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老是踩著自己昨日的影子，作為明日追逐的對象，這才是真的悲哀呢!

    繼續沉湎於台灣的悲情意識，您也使我覺得疏離。當您說」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時候，明顯的，您指的是歷經過荷蘭、明鄭、清治和日據的台灣人----那麼我，1952年在台灣出生的、從小被稱為」外省仔」的人，算什麼呢?我，還有我那四十年前流離來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屬於您心目中的」台灣人」?

    我們不需要您的認領，但是，您是我們的」總統」;當您和一個外國人，譬如司馬遼太郎，用」台灣人」這個詞時，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權利要求您把我們也包括進去。

    如果您把我們也包括進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認識中，您不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本省人」，您還代表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外省人」，以簡單邏輯推理，您就不會一再強調自己的悲情意識，讓《朝日周刊》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作為訪問中華民國總統的大標題!

    身為一個外省第二代，對不起，我沒有您的悲情意識。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離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種歷史情緒，和您的悲情意識不一樣，但同樣的真實。一個本省作家，就說葉石濤吧，他可以大談他的悲情感懷;一個外省作家，就說朱西寧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他們可以毫無顧慮地這麼做，因為葉石濤只代表葉石濤、朱西寧只代表朱西寧。

    而您，李登輝，卻代表龍應台，代表葉石濤，代表朱西寧，甚至還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誰);您的自我意識必須比葉石濤和朱西寧都來得廣闊，否則，您就只能做同鄉會會長，而不是一個」總統」。

    歷史學家早就指出：受壓迫的族群經過悲情意識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權力時，往往面臨一個危機，就是悲情意識膨脹所必然帶來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緒。我們台灣人是不是有足夠的智慧避免這個危機?

    去年，在美國一個會議上，我聽見一位我向來尊重的、為台灣反對運動作過努力的學者說：現在台灣人出頭天了!至於在台灣的外省人，他可以決定，要跟我們打拼就留下來，不要的話，他可以走!

    我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這好比兩個妹妹在一個家庭中生長，有一天，嬸嬸突然對我說：你要跟我合作的話可以留下來，不然你可以走。

    她有說這話的權利嗎?什麼時候開始、透過什麼人的決定，這個家突然變成她的了?

    歷史的諷刺往往是黑色的。日本在1895年取下台灣時，也曾經宣告：願者留下，不願者走。

    而我們稱日本據台為占領，不是嗎?

    對我說」你可以走」的這位過去的民主鬥士，是悲情意識膨脹的一個典型，他覺得悲情意識有一種道德的專利。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登輝先生，台灣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台灣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請告訴我，這個」台灣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國》同事?包不包括被關過的李敖和柏楊?雷震、李敖、柏楊、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夜牢獄裡沒沒無名的大陸人，都不屬於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悲哀的台灣人」，可是他們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或多或少貢獻，有目共睹吧?這些人敢於挑戰強權、顛覆統治神話，大致基於一個對自由主義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識無關。當我們今天誇誇而談台灣的民主奇蹟時，我們似乎不應該忘記那些為台灣民主犧牲過的人，更不應該選擇性地忘記某一些人，因為他們不屬於某一個族群或者某一個意識形態。否則，我們就是在重複過去的霸權歷史，製造新的」悲哀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