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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大學教育與近年來的社會改革其實亦步亦趨;我們看見大學法的修改，看見教授治校的實踐，看見學生運動在校園內外的發展。1972年，瞿海源和楊國樞兩位學者曾經發表他們對」大學生現代化程度與心理需要的關係」所做的調查。學生的」順服性」是一項重要的指標。今天的大學生出生在反對運動洶湧的70年代，成長在街頭抗爭熱烈的80年代，他們的」順服性」絕對與二十四年前的大學生截然不同。經過解嚴的政治洗禮，今天的大學生也絕對不再是十二年前國民黨專政下的」幼稚園」大學生。

    今年四月，在一個以女性解放為議題的討論會上，我聽見身為大學教授的主講人說：」我開這個會是要讓你們知道，讓你們了解。」完全是傳統的上對下的威權口吻，我又為他緊張了：你怎麼知道，台下坐著的人懂得不比你還多?

    壯哉斯言。我猜想那身為教授的得到了一個極有價值的教訓：年輕人不可小視。我也希望那口出不遜的年輕人不只是口出不遜而已;有真正知識作為實力的人，才有挑戰權威的資格。

    現在的大學生，不同於二十四年前或十二前的大學生，他們敢到立法和教育主管部門門前靜坐示威，敢對校務提出異議和抗議，敢公開自己不合於社會主流的性戀傾向。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們知道自己靜坐示威的立論所在，知道異議和抗議之後要有建議，知道反社會主流的得失代價。多元民主的制度使他們得以掌握某個程度的知識以及知識所引伸的自我權利的自覺;知識促成」敢」的行動。

    這樣的大學生，為什麼被他們的教授稱為」孩子」?這樣的大學生，為什麼樂意被他們的教授稱為」孩子」?最具弔詭的是，教授和學生兩方都可能為近年的民主喊過激情的口號----更別忘了，這一代學生所享受的自由民主是他們教授那一代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努力爭取來的。民主最中心的涵意之一不外乎：建立人民自主。公民可以與當權者論政，百姓不懼與衙門興訟。人與機構，人與人之間平等對待。如果這是我們所理解的民主，那麼我們怎麼解釋，時至今日，教授與學生之間仍然以父子、母子關係來彼此認同?

    想來是因為，」幼稚園大學」的形成，除了政治操縱的原因之外，還有相當重的傳統文化因素。沒有任何制度是憑空運作的，它無可避免地必須在傳統的軌跡上行駛。同是代議政治制度，在印度、在義大利、在俄羅斯，有大異其趣的面貌。民主在今日台灣的實驗，更是意外百出、驚奇不斷。中國傳統的五倫觀念並沒有被移植過來的民主制度真正動搖。我們的教授和學生可能在公的領域裡積極推進現代民主，在私的領域裡卻延續傳統中以權威及順從為主軸的師生父子觀念。其間的矛盾可以有多重解釋，但充分顯示了台灣價值變遷的轉型性格。

    傳統的五倫觀念當然不見得一定是負面的。行為科學家已經指出，中國社會中信服權威的依賴關係使個人較有安全感，焦慮因而減輕。問題是如果民主是我們今日的共同追求，而且我們理解，民主不僅只是一種選舉的政治形式而更是一種個人的生活實踐，我們就不能不審視自己某些隱藏的矛盾。如果民選出來的總統自認是民族救星摩西，如果爭取到自由的反對黨在黨內壓制異己，如果行政官員在家中暴虐妻子，如果教授在教室里打大學生的手心----或者倒過來說，如果大學生容許教授打自己的手心……我們的民主是不是仍舊在」幼稚園」階段?

    二十多歲的人，可以是驚世才華正初露頭角，可以是碌碌凡人卻胸有成竹，而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執意將他當作」孩子」，他，也就眾望所歸地變成一個」孩子」。

    這樣的」孩子」，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吧?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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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大學

    幼稚園大學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國立大學的好學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

    學生來找我聊天、吃消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註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註腳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捲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地，我發覺在台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二十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台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

    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拼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找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20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

    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5歲。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牆;於是改用國語，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懂，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了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他不知道。他可以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仿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仿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里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