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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1997

    計程車在等候紅燈。望出窗外，哧，並肩的一輛車裡，一對男女正在打架。駕駛位上的男人用手撕女人的頭髮，女人扭曲身體，手中一把雨傘猛刺著男人。綠燈亮了，車子往前滑去，才看見那是部賓士車。

    計程車裡的廣播用不帶感情的聲調說，北上的自強號列車脫落了最後五節車廂。想像著半截列車往前衝刺，半截列車掉在荒野中，像卡通片裡的情節，我大笑出聲。計程車司機也在哈哈笑;他笑什麼我不清楚，我笑，是因為台灣充滿了卡通式的不諧調，令人愕然。

    外來的訪客對90年代的台灣往往覺得摸不清底細：它究竟很現代還是很傳統?先進還是落後?已開發還是開發中?文明還是野蠻?它的文化面貌究竟是什麼?

    我記得二十年前去六龜的感覺：山路崎嶇、路途遙遙。二十年後再去，發覺只是一步之遙。和在柏林、華盛頓、倫敦一樣，我們在高雄機場租了輛車，順著高速公路的指標，看著手裡攤開的地圖，兩小時後，已經輕輕鬆鬆到了我心目中偏僻無比的六龜。台灣已經有了與世界同步的汽車文明。

    可是在最現代的公路旁，你會看見歐美絕對沒有的一片亂葬崗。橫七豎八的土墳隆起，壓上幾塊石頭;墓碑草率得連生死年月都懶得刻上。撿了骨的墳坑空著，露出深陷土中的腐朽棺木。來撿骨的子孫甚至懶得清走棺中殘留的黑色壽衣;掀開的棺蓋隨手棄置，也不在乎就壓在另一堆墳土上。野狗撕裂了壽衣，棺蓋上灑著鳥糞。來掃墓的人在泥里一腳一個坑，時不時要滑進別人腐爛的棺木里。

    亂葬崗的邊緣有根水泥柱，細看之下，刻著」美濃第九公墓」幾字。公墓?你搖搖頭，覺得不可置信。然後鑽進那租來的豐田汽車，繼續前行。

    回到高雄，這港都的氣魄令人心胸一寬。和擁擠老舊的台北多麼不一樣;這個城市有敞闊的大道、整齊的建築、悅目的公園。它還有一個海港，使它和紐約、鹿特丹、漢堡、開普頓一樣吞吐著海洋的文明，面對最寬闊的世界。

    南國艷麗的陽光將椰樹和摩天大樓的影子投在筆直的大道上，你正覺得這真是一個美好的現代都會，卻看見汽車直闖紅燈，一輛接著一輛。走過幾個路口之後，你就知道了：原來在高雄，紅燈是拿來作參考用的。

    在如此現代的都市裡，怎麼會這樣呢?還沒想完，高雄人告訴你，他們幾百萬市民買水喝已經買了好幾年。水龍頭流出的水沒人敢喝，沒人敢拿來泡菜、煮麵、洗菜。每一個家庭每個月要花好幾千塊錢買水。

    別的車子呼嘯而過，你的車在紅燈前停下來，為的是有時間倒抽一口涼氣。什麼?這個現代大都市的水不能喝，已經幾年，而市民不曾舉行百萬人抗議遊行，而市政府照常開門上班?當喝淨水這個基本生存權都被剝奪的時候，這個都市竟然沒有暴動和革命?

    沒有淨水可喝的都市。有那麼一剎那，你以為你在孟加拉。

    可是這明明是一個最前進的中國人所建立的社會。台灣不僅有與西班牙不相上下的物質水準，它更神奇的發展出五千年來第一回的民主政治。人們熱血奔騰地參與總統大選，帶著一種南美人玩嘉年華會式的亢奮。多麼難得，五千年來第一回!

    可是現代民主在這裡又透著些許奇怪。候選人以」辦桌」的形式請客;披著大紅桌布的圓桌圓凳、霸占著公共空間的塑布棚、熱氣沸騰的大鍋大灶大碗……像婚嫁喜慶、小兒滿月。你狐疑地想：這哪裡像是提出公共政策的地方?

    事實上，誰也不在乎什麼公共政策。候選人與選民之間有一套與公共政策無關的默契;他們彼此尋找的是彼此之間同鄉、同學、親戚等等血緣地緣的關係。民主選舉，只是一種新的形式，形式下的內容仍舊是農業時代的」辦桌」文化。

    於是你會讀到廖福本之流如何如何介入黑道一說，而他的雲林」鄉親」百人要組織北上來保護廖某人。你讀報錯愕：這是什麼民主?社會公義、公共政策在哪裡?

    不在哪裡。在」辦桌」文化中，鄉親關係的考慮遠遠超過任何公共議題。只是在民主的表面上，你一時看不出底層的真相。

    狗吠。不斷的兇猛的狗吠，在午夜，在某一個鄰居的院子裡。我翻來覆去，疲憊不堪。狗吠聲像有人用針刺我的腦袋，我頭痛欲裂。

    怎麼可能?在那麼現代的大都會裡，在一個小巷裡有路燈、轉角處有郵局、大人坐飛機去香港採購，小孩在書房中玩電腦網路的大都會裡，怎麼可能讓一隻狗在午夜一小時又一小時的狂吠?我到底在哪裡?這是什麼城市?

    在利齒吠聲中不安地睡去，又被震動耳膜的擴音器驚醒;才五點，辦喪事的電子琴音樂從天而降，聲音大得使頭上的燈罩微微顫抖。我閉上眼，隨著音樂擬想那我自小熟悉的靈前的儀式：哭調、招魂曲、和尚誦經、道士搖鈴……。牛角聲響起時，我想像那臉上塗著白粉扭動的身軀……。

    」雖然是現代科技的濫用，」我對因為噪音而煩躁不安的朋友說，」可是傳統還是有意義的。」

    」傳統?」朋友粗聲粗氣地回答，」什麼傳統?他們在放錄音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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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歲的「孩子」

    二十三歲的「孩子」

    日前在台灣《中國時報》專欄中讀到廖玉蕙女士一篇關於教育」孩子」的文章。」孩子」因為學分不夠，要求教授讓他補修課程，但他要求的語辭不夠婉轉周到，教授要」孩子」回頭反省，再來陳述理由。」孩子」改過了，教授答應了，」孩子」歡歡喜喜地離開。

    文章令我大吃一驚，因為作者筆下這舉止天真可愛、接受教誨、從頭到尾被稱為」孩子」的，竟是一個即將大學畢業的人。一個二十三歲的」孩子」。

    去年在奧地利一場演講會上，我權充好朋友李昂的英語譯員，為她作即席口譯。一群台灣來旅遊的大學生也在聽眾席中，其中一人舉手問了一個關於性解放的問題;我譯成英語，然後等李昂回答。

    李昂說：」你們小孩子不知道哦，上一代的女性……」

    我嚇一跳，心想：好姐妹，你怎麼能稱他們為」小孩子」?

    可是看看學生表情，我多慮了，他們個個面露微笑，專心聽講，顯然根本沒人注意到自己被稱為」小孩子」，更沒人引以為憐。但我不能將」你們小孩子」翻譯出來;把大學生稱為Kids或德語的Kinder會讓在場的西方人摸不著頭腦。尤其在德語文化里，老師們對中學生都開始以」您」來稱呼。我面臨一個文化差異的問題。

    又收到一份報紙：台灣政治大學阿拉伯語系教授在課堂上打學生手心……

    咦，這是1996年的台灣嗎?十二年前，我寫過」幼稚園大學」，指陳教育者以愛護為藉口，使大學生幼稚化、馴順化，實際上是為政治當權訓練順民。十二年後的台灣早已天翻地覆，教育基本上已脫離政治控制，那麼為什麼，為什麼我們二十多歲的大學生還被人打手心，被人視為」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