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頁

    我寫著最煽動的文字，批判的層次也逐漸升高。報社為我承受了許多」有關單位」的」關懷」電話，但是當我將美術館館長比作政戰官的時候，編輯也擋不住了。政戰部早已下過公文禁止軍中讀」野火」專欄和中國時報。現在政戰部主任許歷農將軍要請我吃飯。

    許將軍溫文爾雅，謙和中不失鋒利。席間不知什麼人建議我該稱他為」許伯伯」，我笑了笑，沒接腔。他看起來還真是個我覺得親切可愛又風度翩翩的外省長輩，但是各在各的崗位上，不得不針鋒相對。」你的文章，」他說，」是禍國殃民的。」

    我心裡同意他的說法，如果」國」和」民」，指的是國民黨的一黨江山。

    宴請結束之後，寫了」奧威爾的台灣」一文：

    ……言論控制的目的在哪裡?手段是否合適?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沒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合不合台灣現狀與未來的發展需求?

    這一篇文章終於上不了報紙，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併出了書。

    國民黨文工會問我願不願意」見官」。哪個」官」?我問。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後的台灣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來來飯店一個小房間裡用餐。夫妻倆態度自然，言說誠懇，沒有一絲官僚氣。我們交換了些對國家大事的看法，發現彼此的理念認知差距並不太大。

    教育部問我願不願意與部長一談。在李煥部長的辦公室里，我對他陳述我對台灣軍訓教育的看法：軍和黨應該徹底離開校園。李部長極謙遜虛心地聆聽，並且作記錄。

    」野火集」出書之後，專欄停止了一段時間。1986年底，我離開台灣。流傳的說法是，終於被」封殺」，而我被」驅逐出境」。事實上，我是由於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則是因為我在異地哺乳育兒。」野火」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及風險，但並未被」封殺」。

    四個月內十萬本，使封殺查禁在技術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是和國民黨主事者本身的素質也許不無關係。許歷農、宋楚瑜、李煥雖然都在維護一個千瘡百孔的體制，本身卻畢竟是思維複雜、閱歷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傳達的社會大勢走向。他們並沒有訴諸野蠻的權力去抵制這個走向。

    這些人，在1985年代表著台灣政治的主流。在10年後全變成了非主流，退居邊緣。但是取代了他們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過了80年代的想像力。

    1987年，解嚴。台灣人終於贏得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懼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種類的恐懼，在90年代一一浮現。

    1988年，我到莫斯科採訪。改革開放正在動搖蘇聯的」國本」，但克格勃仍舊監視著我的行蹤，任何外國作家和記者的行蹤。沈昌煥外交部長則公開對媒體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會議中對我主張重新認識蘇聯、接觸蘇聯的文章大為光火。

    19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學生們靜坐……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萬人遊行，東德有百萬人遊行。風中帛帛作響的旗幟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寫著：」我們不要……」。

    80年代，我從台北走到北京，再從莫斯科走到東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蕭蕭，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見作家在對群眾演說，群眾在對天空吶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沖洗著人們臉上悲憤激情的淚水。

    那是一個最壞也最好的時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時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中，奮鬥的目標多麼明確啊。力氣、激情、目標明確----八十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後，在」光明」中面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了疑慮不安的90年代，世紀之末。

    任何人，都可能墮落

    我們，都老了十來歲。

    手邊保留了50封當年」野火」的讀者來信。那個17歲的中學生，噙著眼淚寫：」Ifightauthority，authorityalwayswins(我抗議權威，權威總是贏)。」現在怎麼看這世界?那個在軍校里半夜被打成重傷無處申訴的師大畢業生，現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憲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現在幻想被什麼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暴雨砂石將屋子裂成兩半的家庭主婦，現在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當年寫」野火」慷慨激昂、認為」所有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無可逃避地植因於政治」的作家，現在認識些什麼又學到了些什麼?

    我承認，政治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只不過在80年代的極權體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領域，因此也遮蓋了某些更深層的問題，譬如文化。

    國民黨經過一場」木馬屠城」的大換血遊戲，已經不是80年代任特務橫行的政黨;它是一個有民意基礎的民主政黨了。民進黨也不是80年代那飽受壓迫的政治異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即將取而代之的在野黨了。80年代我們所夢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經實現了，那麼要以什麼來解釋新國民黨的黨內專制和民進黨的權力欲望?民主議會以合法方式為自己謀私利的行徑植因何處?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帶犯罪前科，又說明了什麼?

    於是卡爾·波普爾在1954年的演講對我有了新的意義：

    ……制度，如果沒有傳統的支持，往往適得其反。譬如說，議會裡的反對黨本來應該是防止多數黨偷竊納稅人的錢的，但是我記得一個東南歐國家的例子;在那裡，反對黨和多數黨一起坐地分贓。總而言之，能夠讓制度達到個人期待的，最終必須是傳統文化的支撐。

    顯然，反對黨和多數黨坐地分贓的不只是咱們台灣人。但是波普爾一直強調的傳統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實可行的傳統文化在台灣的歷史環境裡非但不是一個可以補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個必須克服的障礙。政論家批評李登輝專斷，可是他的專斷難道不是圍繞著他的人的順服所養出來的?這些人對主子的順服裡頭又揉雜了多少傳統文化的線索?

    獨裁體制沒有了，而黨主席在黨內依舊可以一言專斷，而議會依舊可以拿公款自肥。這時候雲消霧散，問題的真正癥結才暴露出來：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麼意思?無非是一個群體中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體現吧。走過紛紛攘攘的十年，發現的竟是：只要有權力的誘惑，任何人都可以墮落。這當然包括，或者說，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義的英雄們。

    13年前，」野火」的作者相信」比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13年後，她仍這麼看嗎?

    解放竟是過程

    當極權體制瓦解了，還有什麼東西壓迫著個人呢?從什麼解放出來，向什麼爭取權利?80年代，這些都不是問題。個人面對著強悍的體制，像瘦小大衛仰望巨人。只有在巨人倒下之後，大衛才赫然面對了自己和自己的夥伴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