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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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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十年回首

    我的十年回首

    1997年正月，歐洲大寒，凍死了許多流浪漢。在俄羅斯邊界和阿富汗，仗繼續打著。不知其數的人死於溝壑，暴屍荒野。我們這些存活的人等著看1997年的徐徐開展。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踏著鋼鐵的步伐進入香港，結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國主義的統治，開啟另一頁不可預測的歷史。這一年，是台灣解嚴的十周年紀念。

    紀念?也許，但若說慶祝，許多人或許要反問：慶祝什麼?與十年民主如影隨形的是官商勾結、黑道橫行、權力鬥爭。對台灣這個社會，十年回首，我們究竟進步了多少?從威權政治走進民主，我們又學到了什麼?當舊的價值一一解體時，我們是否還有某一個共同的信仰?我很想問問我的同代人。

    台灣的社會是否較十年前」進步」，恐怕沒有人敢貿然回答，因為，嘿，什麼叫」進步」?人民的政治權力顯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質是否較從前為高?治安是否較從前為好?生態環境是否較從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懼是否較從前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見得。

    然而對這個問題感覺困惑的當然不只台灣人。1989年冷戰結束之後，歐洲人以為日子將從此美好，卻發現，在冷戰中至少部落間的仇恨之火也被凍結，在自由的時代中卻一一引燃爆發。一個西歐人固然不敢輕率說出」進步」二字;一個東歐人，面對冒著煙的斷垣殘壁和有了自由卻又買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嘆一口氣吧。

    人類的進步，不論是科技發明或思想制度的創新，極少沒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過了」進步」的正面功用。20世紀的我們所目睹的許多災難都和」進步」有關：醫學發達導致壽命延長、人口膨脹及饑饉問題;對俄羅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戰後的自由使他們陷入大混亂，因為人們無力承擔自由所相對要求的責任。僅只翻閱20世紀，我就難以相信歷史是一條」進步」不斷的直線發展。

    從80年代的直接參與到90年代的距離觀察，我在台灣這個民主實驗室中看出了一些東西，可是這些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經體驗過的。自己蛻了一層皮才認識的」真理」，其實只是歷史的老生常談;然而親身」悟」出來的道理當然不是歷史可以傳授的，譬如一個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燙過、痛過，才確切明白火和燙的真實意義。

    有了90年代，才發覺80年代是多麼單純的敵我分明的時代。敵，就是那個專制政權;我，就是所有反對強權、追求自由的人。壓抑已久的社會也有一個共同的默契：我們要民主;但是當民主真正到來時，我們似乎都傻了眼。在新的組合里，原來專制陣營中出現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來反對陣營中，一旦掌有權力，就出現了行事獨裁的人。原來千夫所指、萬民唾棄的國民黨」老賊」突然顯得高風亮節，因為民選出來的新一代」國會議員」貪婪無厭、粗鄙不堪。究竟誰是我，誰是敵呢?

    傻眼的同時，我們理解了原來當時只有一個敵人，就是統治政權;民主之後，敵人就在」我」的身邊，好大一串：財團形成利益團體收買政客，政客為了鞏固選票結合黑道，黑道為了充實地盤賄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職權勾結派系……，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而由於民主的結構，這一切都經過了」我」的默許與合作，我，就是自己的敵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應該義憤填膺嗎?什麼義憤，什麼填膺?他們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義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這種諷刺，哪裡是當年關注民主運動的我們所能預見的呢?可是嚴肅的歷史劇演變為荒唐鬧劇是有前例的。1912年1月1日民國成立，孫中山意氣風發：」……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

    十一年之後，他有了新的體認：

    」……綜十數年已往之成績而計效程功，不得不自認為失敗。滿清鼎革，繼有袁氏;洪憲墮廢，乃生無數專制一方之小朝廷。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使國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為，此則目前情形無可諱者也。」

    」革命不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對不見得能治國，這個教訓我們在台灣的民主實驗中親身經歷了。為什麼反對者----我指當年向威權政體挑戰的知識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眾----一旦掌有權力，卻不見得更有能力?這種情況在今日東歐幾乎是個定律。我想和反對者的本質有關。

    我們在80年代抨擊國民黨時，很少人說是因為國民黨的經濟決策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夠完善而加以反對。我們所反對的不是那個體制沒有效率，而是那個體制沒有正義。當然，很可能沒有效率的體制也必然沒有正義，但重點是，有沒有效率是實務問題，有沒有正義是道德問題;而異議分子，不論是純潔的理想主義者或不怎麼純潔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傾向於以道德訴求作為奪權的基礎。」弔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從道德出發。

    革命成功之後，反對者，尤其是遭受過迫害的反對者，頭上便有一圍道德光環。然後問題就緊接著出現了。如果從前最迫切的是有沒有正義的道德問題，那麼現在最需要解決的就是有沒有效率的實務問題。頭上有道德光環的人卻不一定能處理經濟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嚴重的挑戰還在於，凡有道德光環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潔癖：我純潔，你骯髒，因此我正確，你錯誤。在抗爭強權時，他也許曾經是那純潔的正確的，但是在改變了的環境裡，他不一定仍舊是那純潔的正確的，可是多年來他已習慣地信任自己的純潔正確。波蘭前總統華勒沙訪台，讓台灣人充分見識到他作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蘭人提到他時，卻要面露輕蔑地說：」哦，那個傻瓜呀!」他們覺得華勒沙的反對者魅力和工人知識已經不足以應付龐雜深奧的國家難題，但是華勒沙對自己仍舊信心滿滿。

    反對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會的前面而不拖在後面?反對者是不是保留了批判力，像從前檢討別人一樣地檢討自己?他是否不因權力而腐化，不為奪權而墮落?在短短十年中，我們所目睹的」議會現形記」、官場中儼如宮廷政治的權力鬥爭和交易，以及知識分子的輕易收編等等，顯示的是反對者文化素質和能力的薄弱。」革命不足以致治」，唉，何其真確!

    至於」民族不足以有為」，則未免妄自菲薄了。哲學家卡爾·波普(1902～1994)在50年代觀察歐洲在戰後所建立的搖搖擺擺的民主時，曾經提出過警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傳統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原則，如何實踐則必須看一個文化本來的傳統是什麼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