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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被關進一個漆黑的壁櫥里。傭人告訴孩子，櫥里藏著一種專門吃孩子腳趾的動物。印格瑪恐懼得全身發抖，死命地攀著頭上的衣架，蜷起雙腳;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裡。

    印格瑪的哥哥個性倔強，做父親的遂以最堅強的毅力粉碎兒子的抵抗。孩子幼小時毫無自衛能力，常被打得頭破血流;長大時，就試圖以自殺逃避壓力。印格瑪的妹妹深受溺愛，這種溺愛又使得妹妹完全放棄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歡心。

    印格瑪自己?」我的應付辦法是把自己變成一個騙子。我外表是一個人，內在是另一個人，兩者之間沒有一點關聯。」為了應付父母的極權統治，印格瑪製造出一個替身，讓這個替身去說謊、欺騙，使印格瑪的內在自我得以躲在一個較安全的角落裡。

    大約在這個時候，印格瑪發現了電影這個東西。從完全的虛幻中，光影交錯可以織出真實的人物和動作。幻想與現實、替身與真身之間的分野更模糊了。還沒有人知道，這個老把幻想當真、真當幻想的孩子，印格瑪·柏格曼，日後要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舞台劇和電影導演之一。

    3

    我在思索為什麼柏格曼的自傳如此令我震動。他所呈現的人生美麗得令我發熱而真實得令我發冷。真實，是把骨頭敲碎了讓你看裡頭骨髓的紋路。美麗，你不能不承認在那樣深刻的真實里美是自然迸發的存在。七十歲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個錄影機，不帶一絲感情。跟著鏡頭走，仿佛在看一個法醫解剖一個路死者的屍身，喏，這兒是血管，那邊是腿骨。

    能夠這樣美麗而又冷酷地觀看自己的人，我渾身發涼地想，必定是一個對自己毫無好感的人吧。

    蔑視，對自己的蔑視，記得嗎?當替身印格瑪在說謊的時候，真身柏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說謊。當柏格曼拋棄一個生病的妻子時，他對自己說：你本來就是個不懂愛和責任的壞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愛任何人，不缺任何人。」

    作為孩子的印格瑪不曾經驗過胸襟開敞、流動自然如春風的愛，我不奇怪他成長之後缺乏愛的能力;他非但不能愛別人，他甚至無法愛自己。那麼，啊，我明白了。

    4

    和愛一樣，自由也是一種胸襟敞開、自然流動如春風的東西吧?

    許多年許多年後，柏格曼突然想通了為什麼他和他的家人會那樣擁戴希特勒。」我們從來沒聽過自由這個詞，從來沒嘗過自由的滋味。在一個權威體系里，所有的門，都是關著的。」

    柏格曼推開門，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親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說：」別打，你打的話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親一拳揮過來，做兒子的三拳兩腳就將父親打倒在地，從此離家。

    在封閉的空間裡，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動原則。走了出去。嘗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門裡去。

    帶著輕蔑的眼神，他終生不談政治。

    5

    不會消失的。年輕時發生在我們身上使我們一夜之間突然長大的那些事情----在群眾里流下的眼淚、被堵死的令人心口發痛的渴望、壁櫥里看不見的齧齒動物的蠢動----在發生的那一刻即已成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們願不願意、自不自覺。單向思維或逆向思維、怨恨或深愛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脈絡，在我們懵懂的時候。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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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床單的母親

    賣床單的母親

    今天，5月8日，不是個普通的日子，對歐洲人而言，五十年前的今天，盟軍占領了柏林，結束了歐戰。

    我可以想像，半個世紀前的今天和今天一樣：二十幾度的氣溫，天空藍得乾乾淨淨，風輕輕一吹，蘋果花和梨花就漫天漫地飄舞下來。小孩大聲喊：下雪了!下雪了!細碎的花瓣落在孩子的頭髮里。

    可是孩子臉頰蒼白，立在冒煙的廢墟中。城市像骸骨一樣猙獰，街頭到處是屍體。許多人為了避免羞辱已經在自己的寓所里舉家自戕，形容消瘦的女人在瓦礫間翻找可用的物資。德國戰敗了。究竟是戰敗還是解放呢?這個問題，到半個世紀之後仍舊是報紙醒目的大標題。歷史，什麼叫歷史，你說?

    在歐戰五十周年前夕，德國和俄羅斯共同做了一次意見調查：結束歐戰，誰的功勞最大?69%的德西人說是美國，87%的德東人說是蘇聯，96%的俄羅斯人說，是我們自己，蘇聯。這一節的歷史究竟該怎麼寫?難道所謂歷史完全看是誰在寫史?

    歐戰結束，每個民族都忙著重新建國----新的政府與新的權力，新的政治圖騰與新的建國神話。曾經被占領、被殖民的國家最熱烈擁抱的建國神話就是強調自己的悲情，控訴殖民者的不義，悲情將自己定位為純被害者。被害者當然是無辜、善良的，而且由於被害，所以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法國人多年來把歐戰看作一部光榮史，一邊強調自己的被害，一邊炫耀自己的抗暴事跡，一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有人認真地探索法國人與占領者合作的關係;尊貴如密特朗總統也不得不從光輝的抗德英雄的地位墜下，變成一個灰色的人物。

    對德國最不願意原諒的，恐怕還是緊鄰的荷蘭人。多次的意見調查顯示：荷蘭人比其他歐洲人對德國人更疑懼。更沒有好感。即使只是一場球賽，荷蘭人最想打敗的就是德國隊。」是不是因為，」一個德國記者尖銳地問荷蘭總理，」把大戰的責任全算在德國人頭上，荷蘭人自己的錯誤就不明顯了?」

    荷蘭自己有什麼」錯誤」?與他們對日耳曼人的憎惡成正比，荷蘭人在被占領期中與德國納粹的合作程度比其他歐洲人都高。德國記者的意思是說：當年你與納粹密切勾結，怎麼事後如此自許清高?

    荷蘭總理柯克率直地回答：」我想，荷蘭人喜歡說----那全是德國人幹的，以便讓他自己良心舒服。結論就是：德國人都是迫害者，我們嘛，都是被害者!」

    都是被害者?當然沒有這回事，世界上哪一個殖民勢力不是在一部分當地人的合作與支持下而得逞壯大的?荷蘭一家報紙因而統計淪陷期間，大約4%的荷蘭人是抗暴英雄，4%是」荷奸」，剩下的是灰色的沉默大多數，」什麼叫灰色的大多數?」柯克不高興地說，」……我的父親躲起來了，我的母親一個人帶著我;照那樣算，她也屬於那灰色的大多數了?你要她做什麼?背著小孩去抗暴?我們連吃的東西都沒有，把家裡最後一張床單給賣了，去換半公升牛奶，騎八公里路……你要她在我們村子裡去革命抗暴嗎?」

    荷蘭總理的動怒中透著真情：他看見的是一個含辛茹苦，在動盪中求生活的母親。這樣的一個母親在政治道德上卻被劃分為灰類，令他不平。有意思的是，被劃成黑類的德國人其實也由百萬個含辛茹苦，在動盪中求生存的母親們組成，她們也要賣床單換半公升的牛奶來養自己的孩子;那麼她們是迫害者還是被害者呢?

    只能把國家和人民分開來看吧。德國這個國家戰敗了，她的人民卻解放了，也就是說，被」國家」所奴役的，不只是法國人和荷蘭人，還有德國人自己。春秋之筆寫忠奸之辨，得穿越識破多少層的所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