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頁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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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真的很髒

    人真的很髒

    在一個警察國家裡，對付異議分子有許多套招：把他殺了或監禁起來往往不是最好的辦法，因為結果經常是，異議分子反而變成群眾的英雄或者自由的象徵。把他驅逐出境，他也許在國外大聲嚷嚷，破壞當權者的名譽。最聰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對者」搞臭」：設計一個女人，一個旅館房間，一個暗藏的攝影機，幾個拿著對講機等在門後的秘密警察。當反對者疲憊地從偵訊所出來時，他會發現所有的人都以閃爍詭異的眼光看著他：人們心裡充滿繪影繪形的異色想像和義憤填膺的衛道激情。本來也許代表了理想正義的政治異議分子突然變成一個齷齪下流的色情狂。沒有任何辯解的機會，他已經被判了不需要判決書的」褫奪公權」。東德解體之後，安全部的檔案全部公開。人們在裡頭讀到一則又一則的」搞臭」記錄。

    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有政治立場的公民是否就沒有這種威脅?剛剛在西班牙爆發的政壇大」醜聞」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馬德里的權力精英們----皇室貴族，政府首長，教會人士，法官律師，新聞記者----全從郵差手裡得到一個郵件，是一支神秘錄影帶。誰擋得住好奇心呢?錄影效果很差，暗濛溕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一女的作愛實景錄像，可能是從衣櫥門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沒入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軀體上卻緊裹著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絲襪。女人不斷以淫穢的私語挑逗男人，男人發出各種令人面紅耳赤的叫聲。

    一個拍得極沒水準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郵件的人，目瞪口呆地，都認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報」ELMundo」的總編輯!不到五十歲，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馬德里政界炙手可熱的人物;他所寫的政見和社論咄咄逼人，勢若雷霆，往往影響西班牙政局。他更是現任總理阿茲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總被印在最重要的國家議題上，他的臉孔總出現在最嚴肅的電視討論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見領袖，社會賢達。現在，人們看見了他赤裸扭動的身體，聽見了他激情昂奮的叫喊。

    出賣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錄影機藏在窗簾後面，錄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愛的鏡頭。被警方逮捕時，她的供詞更是驚人。是因為有人出了兩百萬美金的價錢促使她布下陷阱出賣情人。錢從哪兒來呢?誰的錢呢?拉裴爾·威拉出的錢!拉裴爾·威拉又是什麼人?在西班牙，人人都知道，威拉是社會黨執政時代的內政部長。

    人們的記憶由於威拉這個名字又醒了過來;是的，80年代社會黨的Gonzalez任總理時，曾經用特攻隊去對付巴斯克主張獨立的恐怖分子，殺了二十八個巴斯克人然後又試圖掩蓋謀殺的事實。把這個以暴制暴的案子揪出來而且指名要內政部長負責的正是拉米雷斯的報紙。社會黨在連續執政一十三年之後，留下不少貪污腐敗的污跡，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擊揭露;社會黨失去政權，保守黨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黨最能倚重的社會資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幫她租房間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個頭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個市長……。

    拉米雷斯仍舊寫他尖銳辛辣的社論，但是避免在公共場合出現----報紙上不再有他的照片，電視上不再有他的臉孔。他顯然受不了人們閃爍詭異的眼光。在那個眼光里，他永遠是個沒穿衣服的人!沒有判決書，他已經被褫奪了參與公共聚會的權利。

    這麼說，警察國家和民主國家有什麼差別呢?差別，當然是有的。同樣的強揭隱私，在警察國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國家行為，在民主國家卻是必須懲罰的犯罪行為。除此之外，在警察國家裡，被統治者傾向於單一的、不容忍異端的道德態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認統治者定下的價值標準，也使得統治者輕而易舉地可以把一個反對者」搞臭」;相對之下，民主國家的特色是價值的多元。某一個黨認為是」臭」的別人不見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夠倖存有一個重要原因：許多西班牙人會認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會黨人。也幸虧他活在一個已經民主的國家時，拉米雷斯不會」臭」了，只是」糗」了。糗得夠嗆夠難堪，但並不致命。韜光隱晦一陣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條好漢。

    警察國家和民主國家絕對相似的地方卻是：唉，人真的很髒，不管在什麼制度下。為了爭奪權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顯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並不使人變得乾淨一點點。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認人真的很髒而以監督和制衡來防止髒的絕對擴散。儘管如此，若沒有這個最低保障，我們用什麼來維繫人的脆弱的尊嚴呢?

    總編輯們，請保重!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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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懵懂的時候

    懵懂的時候

    1

    街道是空的，空下來讓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擠在兩旁，踮起腳尖，伸長著脖子，眼睛望向遠伸的空街，充滿興奮。頭上烏雲密布，暴雨急打下來。

    十六歲的瑞典少年夾在情緒緊繃的德國人群里：」沒人在乎那暴雨，所有的熱切、所有的光榮，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車上，慢慢駛進廣場。他看著那大聲呼喊淚流滿面中了魔似的群眾……他踩過紅地毯，步上講台。突然之間整個安靜下來，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聲。領袖，說話了。」

    」我從來沒見過那樣強烈的情感爆發，」瑞典少年說，」我和別人一樣大聲歡呼，一樣舉手行禮，一樣感動地大哭，一樣愛死了這一切。」

    這是1934年的德國古鎮魏瑪。

    瑞典少年帶著滿腔憧憬烏托邦和偉大的激情回到故鄉，發現他身邊的人和他一樣地雀躍。長他數歲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納粹黨，身為牧師的父親以投票支持。他的老師每年夏天趕到德國去參加黨衛軍開會，他的親戚長輩們在茶餘飯後熱烈地討論納粹德國的美好。

    十多年之後，當人們終於不再懷疑納粹確實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的時候，印格瑪還固執地說那是反納粹的惡毒宣傳。等到證據堆積如山，多到他啞口無言的時候，他就陷入一種絕境：他開始懷疑所有曾經信仰過的東西，而且對他自己，充滿了蔑視。

    2

    印格瑪出生在一個牧師的家庭里。牧師將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於神的關係直接運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於父的關係。犯錯、處罰、懺悔、贖罪，是印格瑪的烙印。

    若是濕了褲子，小小印格瑪得整天穿著一條小紅裙作為一種羞辱。犯了錯，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塵的藤條。孩子脫下褲子，趴在地上一個墊子上，被按住頭和手腳，然後由父親施刑。藤條過處，皮開肉綻，再去上藥。較輕一點的懲罰有多種形式：不讓吃飯、打手、撕頭髮、禁聲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