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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特性貫穿了今年的筆會。第一天演講的GeorgeSteiner語調高昂的說：

    」一個詩人，身邊應該隨時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隨時準備離棄他的'祖國'----如果那個'祖國'剝奪了他言論的自由。」

    詩人不可以妥協，他必須以」離棄」的實際行動來表達他的抗議，制裁一個沒有自由的祖國。

    被邀演講的蘇聯流亡作家VladimirMaximov對於他極權的」祖國」更有著」漢賊不兩立」的憤慨。他嚴厲指責西方作家的雙重標準，一方面高談人權與自由民主，一方面卻又與蘇聯政府友好：

    」對這位拉丁美洲的諾貝爾獎作家，我完全無法苟同。他竟然公開贊同蘇聯占據捷克與阿富汗，他竟然稱波蘭的工會運動為'法西斯'!

    」而我與那個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麼好說的?他拒絕了法國政府的邀請，說法國是個發展核子武器的國家。好吧，可是為什麼同時他卻又接受了蘇聯的邀請?蘇聯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數了?

    」我跟這個英國小說家當然也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自稱為天主教徒，最近卻在莫斯科公開宣稱他與那個極權國家的警察頭子很有私交。任何一個有點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也不應該和一個警察頭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嗎?」

    Maximov對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灣作家哪裡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識分子的雙重標準(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自視為民主自由的捍衛者，可是當極權政府轉而招喚時，這些人又受寵若驚的趕去討好。這是理想的折價拍賣。

    然而，事情又並不這麼簡單。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則，要與極權者劃清界限，詩人應該拎起皮箱頭也不回的離棄祖國，也就是說，成為一個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價是什麼?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筆會都有東歐的流亡作家與會，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個令人嘆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歲。因為寫文章批評了蘇聯在匈牙利所設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離棄了祖國。四十年來往在美國，寫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書;但他所寫的、所出版的，當然是匈牙利不准進口的禁書，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價。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蘇聯這樣的超強大國，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還可以爭取到西方諸國的支持，對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壓力。小國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視，無法凝聚國際輿論，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讀者。對強權政府的抵抗只是個人的測驗，難有什麼實質的效果。

    與極權者劃清界限也不是單純的事。有人認為不劃清界限就是為虎作倀，卻也有人認為劃清界限還不如」滲透顛覆」，從內部去改造它比較有效。此外，如何將極權國中的政府與人民分開，是另外一個難題。

    西方各國用經濟抵制的方式來制裁南非，目標當然是實施種族歧視的白人政府。反對抵制的人說，經濟抵制傷害到的不是白人政府，反而是西方人希望救助的貧困黑人老百姓!這是個投鼠忌器的難題：如何懲罰一個政府而不傷到它所控制的無辜百姓?

    這個難題是今年筆會的主題之一;南韓，是主角。

    今年的南韓代表團人數最多，在會場擺了一個攤子為明年在漢城召開的國際筆會作宣傳預告。表面上的謙虛客氣遮不住他們心裡的緊張。美國、東德、瑞典及芬蘭的代表準備抨擊漢城會議，用來表示對全斗煥高壓政府的制裁。

    南韓代表的處境大概是最困難的了。他如果為政府辯護，筆會的人會把他當作全斗煥的走狗、幫凶，而否決漢城會議。基本上，大家心裡也有數：那些來自共產黨國家或半民主國家的所謂代表，都不可能是強烈批評政府的諤諤之士，是的話，他們不會成為代表。與會人士看南韓代表的眼光，自然是充滿懷疑的。

    然而，儘管希望贏得筆會的信任，南韓代表也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政府迫害作家，他畢竟還得回國去交代。在這兩難之中，南韓代表採取了低姿態，爭取同情票。一方面淡化全斗煥對文人的控制，一方面發出弱者呼救的聲音。

    」現在情況已經改進了。我們去獄中探望了兩位作家，」韓國代表發言時說，」這兩位作家都說獄中情況良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他們很滿意、很愉快……」

    我聽得坐立不安----是他的英語表達有問題嗎?還是這個代表真的認為政府給獄中作家吃的、用的，值得嘉獎?」有一位作家被關在牢里，」南韓代表繼續發言：」是因為他參與了縱火美國領事館的暴行，不是因為他的言論。」

    美國代表引用了一段新聞報導，指出韓國代表完全採用其政府的片面之言，那個作家的」縱火」根本沒有證據。東德代表更指責韓國代表有心掩護全斗煥的罪行。他取出一張表說：

    」根據北韓給我的資料，在南韓因文字而入獄的作家有十六名，為什麼南韓代表只列出七名?」

    淡化政府暴行的策略不成，韓國代表緊接著開始爭取同情：

    」國際筆會來漢城開，會給我們的作家帶來希望……我不久前在獄中探望一位作家，面告他筆會將來漢城，他的眼中馬上閃出希望的光芒……我們需要你的幫助，請來救救我們!」

    作家大概都感情豐富又帶點虛榮心的吧?韓國的示弱激起了各國代表濟弱扶傾的英雄感。紅頭髮的加拿大法語區代表情感衝動的說：」我本來是想投反對票的，但聽了韓國代表的求助，非常非常感動。我們去漢城吧!」

    當過駐外大使的象牙海岸代表慷慨激昂的說：」我們是民主的衛士、先鋒。現在南韓的兄弟們需要我們，我們怎麼可以無動於衷?」

    台灣的代表殷張蘭熙也說了話：」東方人講面子。筆會給韓國作家面子，會增加他們應付政府的籌碼。」

    大會中情緒高昂，有點馬上要出兵，拯救韓國同胞的架式。南韓贏了這場外交仗。在場外偷偷活動的北韓人默默的離去。下一屆的國際筆會，將由漢城作主人，剛好連著漢城奧林匹克的盛會。明年的南韓，在國際舞台上將有很醒目的演出。

    看著南韓的代表們興奮的握手、道謝，不禁想起他們勇敢的學生，用自己的生命去與強權對抗。到最後，國際筆會到不到漢城開會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手勢罷了;真正能使韓國免於奴役、免於極權的，恐怕還是韓國百姓自己的覺醒。

    外一章

    東德代表考夫曼對南韓的人權問題表現得義正嚴辭，使我對他發生了興趣。難道東德，會沒有箝制言論的問題?如果他對全斗煥的政府如此譴責，他對自己的政府又將如何?」東德有沒有言論控制?」我直截了當的問他。

    他也直截了當的回答：」沒有!」

    」你是說，任何一本批評政府的書都可以出版?」我有點驚訝了。

    」不，政府並沒有任何條文來檢查言論。批判政府的書無法出版，不是由於政府控制，而是出版社自作主張不肯出。」他頓了一下，又補充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