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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載著昂納克的蘇聯----不，俄羅斯飛機在柏林機場降落的那一刻，許多德國人會聯想到昂納克在1987年那一次的降落，在西德科隆機場。那個時候，守候在飛機外頭的，不是警察和逮捕令，而是一國元首、文武百官，儀仗隊和地上猩紅醒目的地毯。那只是短短的5年前，也是昂納克政治生涯的高峰----他，終於得到了西德的默認，以元首之禮接待他，當然也就等於接受了他所代表的政權的」法統」。

    五年之後，他的國家已經從地圖上消失了，再度下機，機場上沒有一個等待握手的政客。車隊直接駛往監獄，車程11分鐘。牢獄中有他的老夥計：前國防部長卡斯勒、前公安部長米爾克、前行政院長……

    德國電視記者說，波恩政客一直大聲嚷嚷著將昂納克緝回，繩之以法;現在他終於來了，波恩政壇卻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奇怪。

    其實並不奇怪，大家心裡明白。

    沉默是因為尷尬。西德向來就清楚昂納克政權暴虐的一面：在東德圍城統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來，每兩天就有一個人逃亡、被捕、下獄。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國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說，28年來，每天有8個人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成為囚犯。

    明明知道昂納克是一個暴政的代表，卻爭先恐後的和他握手，要他簽名，和他拍照，那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務實政策」所能掩蓋的了。當年的猩紅地毯和今天的逮捕所形成的強烈對比，這個對比所傳達的諷刺意味，實在是西德政客想躲也躲不掉的。所以尷尬，所以沉默。

    深思的人或許有另外保持沉默的原因;面對昂納克這樣的」犯人」，要評斷他的人不僅只是考慮問題的司法層面，還有政治層面，還有歷史詮釋的角度和道德哲學的角度。在種種考慮之中，司法層面可能還是最簡單的一項。而實際上，對昂納克的處理，到目前為止，也就是從這簡單，也因此最簡化的層面出發。通緝昂納克的罪名，不是他過往的任何政治作為，不是腐敗、無能、經濟破產、人權侵犯……而是非常具體的」殺人罪」：德國法務部試圖使昂納克對死在圍牆腳下的人負責。德國刑法第二一二條：」不蓄意謀殺之殺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終身監禁。」

    如果司法機構以這個」技術」成功地將昂納克治了罪，會有許多人覺得不安：昂納克令」越牆者得射殺」時，他是在那個制度中合」法」產生的領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國法;誰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國法」?有人反駁：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國法，然而這是主觀的價值判斷，是沒有法律根據的一種道德取向，而在一個現代法治國家裡，道德不能作為判罪的依據，法律才是。所以僅只以法律問題來看待昂納克，都莫衷一是，更何況，昂納克所揭開的，還有種種更複雜的難題：

    首先，誰有權利審判昂納克?真正乾淨的人才能丟那第一塊石頭：西德政客的容忍和東德大多數人的默許，事實上，都使他們成為昂納克的種種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裡有資格審判」主犯」?

    再說，如果昂納克躲在」理想主義」的大旗後面呢?如果對著世界握起拳頭敬禮的昂納克說，他至死相信共產主義，他一切的作為，包括」保衛邊境」，都是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造福他所熱愛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於理想，如果他這麼說，誰來評斷這個」理想」的真與假、是與非、上升與墮落?又有什麼依據能使人公正地評斷這個」理想」?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國社民黨和工黨的創始人貝柏被控」叛亂」，他在法庭上為他的」理想」侃侃而談：」…我自少年時代就為工人解放這個目標而奮鬥，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奮鬥到底。」他被解往監獄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對他脫帽致敬。

    如果昂納克在柏林法庭上為他的」理想」----儘管那已是一個灰飛煙滅的理想----侃侃而談，我們究竟是該對他脫帽敬禮呢，還是給他腳鐐手銬?

    噁心!極權政治的受害人說，昂納克不值得任何一丁點的同情和諒解。那成千上萬被毀了的人生，那加起來上千年的牢獄，那數不清的妻離子散，那沒有聲音的家破人亡----就這麼算了嗎?如果這罪魁禍首不得到懲罰，世界上還有公理這個東西嗎?

    可是，即使是這些復仇心切的人，大概心裡也明白：殺了昂納克也只能滿足情緒，回答不了歷史的問題：什麼是罪?誰有罪?罪如何形成?懲罰昂納克只是在對」公理」饑渴時所輕易攝取的速食麥片。

    但是即使如此，昂納克回到德國受審仍是具有意義的。就他個人而言，這是一個扳回尊嚴的最後機會，和許多其他共產領袖相比，昂納克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他不曾像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一樣被莫名其妙地槍斃，也不會像保加利亞或甚至蘇聯的共產黨頭目一樣受奪權者的審判：昂納克面對的是一個公認為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他有機會再度躍上世界舞台，為自己作最後的辯護。即使是失敗的辯護，也還比潛逃在某個大使館的角落默默死亡要值得尊敬得多。

    一個80歲的人，除了歷史之外，還有什麼可懼怕的?

    昂納克的受審，當然又揭開了德東人尚未癒合的傷口。在統一之後的3年中，1700萬德東人不僅受到失業窮困的打擊，更嘗到了一種」自我消滅」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誰」的認同危機中掙扎。這種危機，大部分的人仍舊相信，只是過渡的，但是痛苦並不因此減輕。

    昂納克的出現，將使德東人在為柴米油鹽煩憂的同時，再度反省回顧自己的來時路。不久前，昂納克曾經為自己書面辯護：不管東德人民是情願不情願，所謂」統一」事實上是西德對東德的」占領」、」兼併」，吃掉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東德人要比現在有更好的生活保障。

    從昂納克的審判過程中，德東人勢必和自己進行內心的辯證：究竟有沒有另一條路可走，那個時候?

    對西德人而言，這個世紀的第二度歷史審判又開幕了。1945年，在紐倫堡，是戰勝者列強在裁判一個崩潰政權的是與非，決定它的罪與罰;1992年，是德國人自己試圖裁判一個崩潰政權的是與非，試圖決定它的罪與罰，一項極龐大、極複雜、極艱難的歷史任務。

    日爾曼民族也許過度的迷信法治，認為法律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這個民族有面對歷史傷口的勇氣，有時其他民族是寧可閉起眼睛，讓傷口在掩蓋下默默潰壞的。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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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並沒有拆掉

    牆，並沒有拆掉

    路鋪過了，已看不出三年前廢棄的樣子。古橋上的監視塔也拆了，倒是砌了條石凳，讓人瀏覽休息。橋頭立著半堵牆，是當年的圍牆了，既然不擋著路，也沒人去拆它。水泥牆上塗著幾個歪歪斜斜的大宇：

    」牆，並沒有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