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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時勢的。促成了德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一章的，是一個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而且胸襟開闊的封建貴族。有他沒有他，歷史就是不一樣。曹雪芹過了十幾年」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困頓不堪的日子，五十歲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個山坳里，」孤兒渺漠魂應逐，新婦飄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個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胸襟開闊的統治者的支持，中國文學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別燦爛的一章?

    啊，對不起，我知道，在歷史裡說」如果」是件無聊透頂的事。曹雪芹的時代已經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實：1724年禁市賣」淫詞小說」，禁喪殯時演戲;1728年郎坤因《三國演義》而革職;1738年禁」淫詞小說」;1753年禁譯《水滸傳》和《西廂記》;1764年，禁五城戲園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淒涼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寫的是一部不同的歷史。

    可是那是君主專制時代，一個個人可以決定歷史。那個人也許是英雄，也許是暴君，席勒在符騰堡因暴君壓迫而失語禁聲，在魏瑪則因英雄賞識而才華奔放。為了避免人治的不穩定，20世紀的我們終於走到了所謂法治的地步：從前的農奴、工匠、市民、學者，現在都成了」選民」，以投票來決定誰是自己的」統治者」。問題是，這個代表民意的總理或總統或總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學藝術的發展呢?問題是，假設在1775年，卡爾公爵已被推翻，魏瑪要以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聘請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4

    經過巴赫的故居，經過歌德的圖書館，從他手植的一株來自中國的銀杏樹下穿過，經過托瑪斯曼和托爾斯泰住過的大象旅店，經過李斯特的舊宅，折向西北，沿著一條安靜的老街行約20分鐘，找到洪堡街36號，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年搬進這屋子，三年後在這兒去世，一個飽受痛苦，精神錯亂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隻棕紅松鼠在大樹間跳躍穿梭。也許在尋找乾果。

    沒想到房子裡面比外面庭院更冷清。一個訪客都沒有，管理員百般無聊地坐那兒，好像已成靜物陳設的一部分。歌德故居里擠著一堆又一堆的學生和遊客，揚揚沸沸，解說員滔滔不絕。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

    尼采的自述曾經讓我在寒夜孤燈下笑出聲來。在自述里，他解釋」我為什麼這樣智慧」，」我為什麼這樣聰明」，」我為什麼寫出了這樣的好書」，用一種狂妄的藝術姿態睥睨傳統社會，重估一切價值。我不能不愛他叛逆的徹底。他對自己民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國勢力所及之處，文學就會遭到摧殘，瓦格那在德國人中間純粹是個誤解，我也是這樣，並將永遠如此……首先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藝術訓練，我的日爾曼先生們!」尼采預言，有一天，人們會成立特別的講座去研究《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但是」今天還沒有人聽取，還沒有人懂得接受我的東西，這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來也是理所當然的。我不想被人誤解，因此，我也不要誤解自己。」

    難道尼采，在他曠世的大寂寞中，早巳知道他將如何地被他最蔑視的人所扭曲誤解?難道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劇的誕生」?

    住進洪堡街36號的尼采已經是個無法與人溝通的病人。白天，他躺在沙發上睡覺;午夜，來探看他的好友卻聽見痛苦的喊叫，尼採在房裡用全身的力氣狂吼。第一個」誤解」尼采的是尼采的妹妹伊麗沙白。她掌握了所有的手稿和信件，按照自己的信念加以編撰，修改，重寫。很不幸的，伊麗沙自是個德意志種族沙文主義者，而且有著庸俗不堪的品味。這個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尼采的大祭司，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尼采崇拜者。有一天，屋子裡觥籌交錯時，她還戲劇化地把一個大布簾突然拉開，讓大家」瞻仰」坐在輪椅中形容憔悴，目光呆滯的病人。墨索里尼贈她以鮮花禮物，希特勒親自三度來訪;即將躍上權力舞台的納粹在尋找使其政權正統化的理論支柱，伊麗沙白熱切地提供了經她烹煮的美食，尼采的思想變成納粹的國學。洪堡街36號成為一個文化殿堂。

    1945年，改朝換代了。無產階級專政，人民至上的魏瑪把洪堡街36號從地圖上塗掉，」法西斯」哲學家尼采成為禁忌。他的資料仍存在屋子裡，但在東德的歷史上，尼采已被政治的大橡皮擦整個擦掉。偶爾有外國學者來看檔案，計程車司機必須把每一個前往洪堡街36號的乘客向安全部報告。

    是整整半個世紀的遺忘，使那松鼠如此大膽自得，縱橫來去，仿佛它才是這裡的主人。尼采死後一百年，前五十年被捧為官學，後五十年被貶為偽學。官學偽學當然都不是真正的尼采。」首先得要有一百年的心理和藝術的訓練，我的日爾曼先生們!」尼采的黑色預言聽起來傲慢無比，卻準確地道出了歷史的真相。歷史的真相，或者說，歷史的沒有真相，令人黯然神傷。

    那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胸襟開闊的魏瑪，是死在誰的手裡?

    5

    希特勒的權力也是人民大眾所賦予的，不是君權神授，爵位世襲，當人民大眾取代了封建貴族掌權的時候，文化，又怎麼樣呢?

    1919年，名建築師葛羅皮雅斯在魏瑪成立了一個新的美術建築學院，叫做」Bauhaus」。Bauhaus的原意是建築工地上暫時設置的工作房，葛氏以工作房為象徵，推出自己的藝術理念：」視覺藝術的終極目的在於建築。美化建築曾經是美術最重要的任務……建築師、雕塑家、畫家，必須回到工匠的園地……我們要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建築，在其中建築設計、雕刻、繪畫渾為一體。」把美術從冰冷的畫廊裡帶出，帶進人的日常生活空間裡去，是葛氏的美術哲學。很少人料到，Bauhaus將影響整個20世紀的西方美學和建築。

    葛氏招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藝術家來到魏瑪，最有名的包括PauIKlee和Kandinsky。頭四年裡，瑞士的JohannesItten影響最大。他深受道家和禪宗的啟迪，祟尚美的訴諸直覺而排斥理性分析，並且以禪院裡師徒相授的方式教學，每堂課由打坐和音樂開始。LaszloMoholy-Nagy把結構主義的想法帶來，試圖結合藝術與現代科技。20世紀最前衛的藝術實驗就在小城魏瑪展開。一支文化的利刃正磨淬它的鋒芒。

    魏瑪的居民開始覺得不安;Bauhaus藝術家的穿著不符常規，他們的設計光怪陸離，事事背離傳統。魏瑪的父母們要恐嚇啼哭的孩子時就說，」再哭就把你送到Bauhaus去!」最致命的是，工作房的藝術家們不是民族主義者。一次大戰的慘敗，凡爾賽和約的恥辱，使20年代初的德國人自信心盡失，自信心越低的民族越需要講民族自尊。Bauhaus里充斥著外國藝術家，而且他們的藝術理念是世界性的，於是沒多久，魏瑪的大報上就出現了這樣的攻擊文字;」不以民族為本位的藝術就是對祖國的謀殺。」發動攻擊的是魏瑪本地的作家和藝術家，挾著市民的支持。

    這裡，高漲的本土意識向Bauhaus的國際意識宣戰了。諷刺的是，反對先鋒藝術的人多半以文化傳統的衛道者自居，而他所捍衛的文化傳統就是歌德席勒所代表的傳統。奇怪啊，席勒的作品裡有多少批判現狀、挑戰傳統的叛逆，歌德的思想里有多少對寬闊的世界文學的嚮往，到了衛道者的手裡，全變成了死傳統，像泡在福馬林防腐劑里的偉人屍體需要士兵的捍衛!唉，德國人與中國人怎麼這麼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