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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法非法，」我倚在欄杆上伸出半個身子，大聲地對著他的背影，「惡法非法，您懂這個道理嗎?」

    再見!再見!

    我壓根兒不想再見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問我中國人和德國人有什麼不同，答案很簡單。中國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時，說：「吃過了嗎?」德國人碰到一堆朋友，開口就是：「秩序還好吧：?」(Alles in Ordnung?)中國人靠米飯過活，德國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餐廳，有德國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處罰十三公里的時速，這秩序局實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簍邊，拎起大剪刀。

    好，奮鬥到六十馬克的時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羅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

    抗議到底的代價太昂貴了，何況我也沒有那個時間……我輕易地原諒了自己，卻再也提不起興致繼續修剪莓果枝。氣餒地躺進傘下的涼椅，隨手翻開今天的小鎮報紙，竟然，竟然有這麼一篇報導：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機引起爭議

    ……前任市長本人亦以時速十一公里被拍照，罰金二十元，市長拒繳。

    消防隊隊長以十五公里時速被開罰單，他憤怒地說：

    「二十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來測量了。」

    兩名律師正準備和市政府就此交通標誌對簿公堂，全國駕駛人協會也將採取行動。一位高級警官在接受訪問時率直地說：「如果我在那個地點被照像的話，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傾家蕩產不可!媽的!」

    媽的!

    人吃人的西方

    離開小冷，往北就是歷史古城威瑪。走出火車站，回頭看看;這雖是威瑪，畢竟還是東德的威瑪。火車站是個灰撲撲、陳舊不堪的建築，泥牆剝落了，窗框的木頭綻出裂紋。

    迎面襲來的空氣，混合著煤味和汽車放出來的廢氣，令人窒息。每條路都有工程，交通因而堵塞不堪。車身布滿髒泥，行人的鞋子也裹著一層泥。各種各樣的建築工程機械在每條街上發出巨大的噪音。

    街角有個嶄新的旅行社。

    「能夠幫我找個家庭旅館嗎?」

    「我們新邦沒有什麼家庭旅館，只有兩種旅館，一種很破舊失修的，您大概不願住，一種就是觀光飯店了，比較貴。」

    正在打字的小姐抬頭沖我笑了一下：「您早來了兩年;再過兩年，我們就什麼都有了。」

    「再過兩年，」我說，「四十年的共產東德就連影子都沒有了。我來得正是時候。」

    她點點頭。

    「大象旅館有一個單人房，沒有浴室，九十塊一晚。就在老街廣場上，五分鐘就到。」

    五分鐘其實走不到，因為要穿過無數的工地。粗大的水管擱在人行道上，等著埋入地下。房子圍上鷹架，等著翻新。地面上的磚塊被掀了起來，等著重鋪。機器隆隆地震著地面。

    後共產的威瑪，在機器聲中震動。

    古街廣場上，工人在鋪地面。整個老街坊，都是青灰色的石板街，由一塊一塊的石頭綴成。每一塊石頭，大約有兩個拳頭大，切割得不平整，顯然是用手工敲的。

    工人在地上打下鐵樁，綁上細繩，鐵樁和鐵樁之間就拉出一條直線來。工人屈腿跪在地上，一手持錘，一手挑選大小適中的石塊，把石塊一個接著一個地排列起來;幾千幾萬顆石塊綴連起來，就成為一條當年走馬車、現在行汽車的石板街。

    幾百年前路是這麼鋪的，今天還是這麼鋪，因為這是條老街。

    進入老街之後，威瑪突然換了面貌。好像一個蓬頭垢面的老婦人把斗篷和面具突然摘掉，露出風華絕代的真面目來。躲藏在陳舊的建築和震耳的工程噪音後面，是威瑪光彩奪目的歷史。

    面對著廣場的大象旅館，只是一棟不引人注目的老房子，裡面的陳設，有典型的公家機關那種保守和沉悶;可是就在這裡，巴哈曾經夜宿，湯瑪斯曼曾在這裡寫小說，用大象旅館作背景。

    走出旅店，眼角餘光瞥見隔壁牆上刻著幾行字：「從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巴哈居住於此。他的兩個孩子在此屋誕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見一棟黃色的建築，是威瑪圖書館，牆上的牌子說：

    「在一七九七到一八三二年間，歌德在此任圖書館館長。」

    歌德的家，就在五分鐘的腳程之外。他的馬車停在車庫裡，車庫樓上，是他寫作的書房，他的筆還擱在書桌上;他的床，還鋪著他睡過的床褥。

    踩著凹凸不平的石街，找到了尼采的家。也看到了李斯特的房子，還有他彈過的鋼琴。

    最後，還進了席勒的屋子，看見他的書桌，靠書桌邊，擺著一張床，是他臨終的床。

    威瑪的歷史光輝，使人完全忘了有東德這麼回事，直到這個席勒書房的解說員開始聊起自己來。

    「對我來說，統一不但沒帶來好處，還讓我遭了殃。」

    這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衣襟上別著名牌，「保利」。我們站在席勒的書架前。

    「我有個嚴重智障的兒子，今年三十四歲了。三十幾年來，我撫養他，幫他穿衣、繫鞋帶、餵他吃飯、幫他洗澡……在社會主義的東德，國家還算照顧我，有特別的津貼，工廠還有手工品讓我在家裡做，因為我不能離開兒子一步。」

    幾個瀏覽的客人走近來，保利停了一下。

    「現在統一了，工廠倒閉了，我失業了，要申請什麼補助得跑好多個機構;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申請什麼，所有法律都是新的，觀念也是新的，我覺得糊塗極了。

    不得已，只好把兒子送去智障輔導院，真不忍心呀，可我怎麼辦呢?我自己朝不保夕……」

    「您在這裡不是個工作嗎?」

    「這是臨時雇員，大概下個月又得失業了。老實說，統一的『自由』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以前是沒有旅行的自由，現在我可以旅行，但我沒有錢旅行，這樣的自由有什麼用?西德我還從來沒去過----我另一個兒子是獸醫，他也失業，他去過西德，又回來了……」

    「為什麼不在西德找工作?」

    保利不屑地搖搖頭：「他不肯。他和我想法一樣，西德是個人吃人的世界，每個人都想出人頭地，把別人踩在腳下，那是一個沒有感情、只講功利的社會……我們不願意去那裡。」

    保利搖搖頭。

    在瘋狂中保持清醒

    經過四個多月的審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子終於有了結論。一九八九年二月，圍牆頹倒的半年前，什歲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時被擊倒;克利斯當場死亡，高定足踝踩中槍。

    被告的四個年輕的士兵，兩個被判無罪，因為他們只是口頭髮出命令：「射!」

    用槍射擊高定腳部的士兵判了兩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釋;最重的，是開槍射殺克利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