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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美麗的國語，看起來像株更高貴的樹，其實是支筆直的電線桿，接上了線路繁複的電流，但是它不屬於土地，更沒有根。

    為了說一句令人羨慕的、漂亮的國語，我付出了很重的代價----在語言上，我是一個失根的人。我的語言有正確的文法、典雅的用詞、標準的發音，可是它沒有祖先對家鄉的記憶，沒有和四周生活環境血肉相連的牽絆，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種次文化所能提供的養分。

    我這一口漂亮的國語不但悅耳，而且文明、優雅，但是貧血貧得厲害。因為它唯一的營養來源是書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體。

    2 媽媽講的話

    台灣政治解放了，閩南語終於可以得回它應有的尊嚴。學者編制台語字典，作家試探以台語寫作，學童開口唱台語民謠……我正在為鄉土文化的復活而高興的時候，卻看見一張張憂心忡忡的臉。

    外省長輩低沉地說：這種地方文化的復甦，很不幸的，夾帶著一種報復情緒。

    有些人的終極目標，不僅只於母語文化的復甦，而在於取代原有的國語文化，換句話說，在推動本土文化的力量中有一股唯我獨尊、強烈排他的暗潮。他為台灣的文化前景擔憂。

    外省第二代很鬱悶地說：台灣，簡直待不下去了。他們就硬是欺負你不懂閩南語，好像要把四十年的帳全算在你頭上。他們衝著你的面，就是不肯說一句國語，明明知道你聽不懂;他們擺明了----就是不歡迎你在台灣留下去，好像流氓占了地盤似的。

    不會說閩南語的作家，也很氣忿：他們根本不看作品，只查血緣;只要你是外省的，不管第幾代啦，就必定是幫國民黨的應聲蟲，有出賣台灣的嫌疑;如果是本省的，那就是台灣的掌門人，法定繼承者。在今天的台灣，好做作為一個本省人就自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好像是一種比較乾淨的貴族血統。可怕!可怕!

    我笑。

    朋友怒形於色：你笑，你還笑得出來!你笑得出來，因為你不住在台灣，是不是?是不是?

    對不起，我想我不必為自己不住在台灣而道歉;不能在台灣生活是我自己的一個遺憾。我笑，是因為，這種為了講「媽媽教的話」而引起的爭吵實在太不稀奇了。

    就看看瑞士和加拿大吧。

    瑞士的大族是德語人，可是瑞士德語是一種「深喉嚨」的方言，說所謂標準德語的德國人聽不懂瑞士方言，就好像我們說國語的人聽不懂閩南語一樣。瑞士是個小國，對地大物博人多的緊鄰德國，一方面唇齒相依，一方面戒慎恐懼，唯恐自己的文化受到大國強勢的影響。瑞士人保護自己的方言，像園丁保護玻璃房裡的奇花異草。方言是他們的「國語」，用在法庭上辯論，在國會中議事，在商場上談生意，在臥房裡說愛，在大街上吵架……

    來到瑞士的德國人在背後說：這種方言能叫德語嗎?難聽死了，簡直是種喉嚨的病!他們衝著你的面，就是不肯說一句標準德語，明明知道你聽不懂;他們擺明了----就是不喜歡你德國人，怎麼樣?!

    加拿大講法語的魁北克，火氣可更大了。四周圍全是說英語的人，魁北克人一直在困守圍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為「媽媽講的話」戰鬥。你知道嗎?在魁北克，一棟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連英美國家的商業機構，譬如紐約銀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譯出來的名稱。可憐了住在魁北克境內講英語的少數民族，在九百萬法語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這些飽受委屈的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只有一條路：走!每一年有兩萬英語人離開魁北克這個家鄉。

    魁北克人因為對英語強勢文化反感，所以把語言問題提升到意識形態的抗爭層次，使境內的英語少數民族備受壓力。講閩南語的台灣人因為對北京語強勢文化反感，所以把語言問題擴大為意識形態的抗爭，使境內的外省「少數民族」忐忑不安。

    可是，任何冷眼旁觀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讓大量英語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傷害了自己，難道不能避免別人已犯的錯誤嗎?不喜歡瑞士的德國人可以回到德國，受排擠的魁北克英語人也可以卷了細軟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鄰省換個工作罷了。可是，你要台灣的外省第二代去哪裡呢?

    比較聰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們把自己的「土話」提升到「國語」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大聲說「媽媽講的話」，講得理直氣壯，口沫橫飛。滿足了每個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國人的場合，更可以發揮同仇敵愾的同胞愛，抵禦強勢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畢竟是少數人的語言。不出五百萬吧;講標準德語的，在世界上卻將近一億人。一個文化要成長茁壯，光憑自尊感和同胞愛顯然不夠。講「媽媽的話」的瑞士人，眼睛讀的、手寫的，卻是那傲慢的、令人討厭的、強勢中原文化的語言：標準德語。

    奇怪嗎?一點兒也不。就說作家吧!一個瑞士作家若以他「媽媽的話」寫一本書，只有五百萬人看得懂，若以標準德文書寫，可能的讀者卻超過二十倍。很現實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兩位作家，弗瑞敘和杜仁馬特，不是以標準德語寫作，他們是否會享有如此高的文壇地位，就很難說了。另一方面，也由於瑞士人不將自己從廣大的標準德語圈中劃出來，他們對德語文化的吸收和反饋毫無間隔，從大德語文化圈所汲取的養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卻壯碩豐滿。

    如果有人說，誰在乎市場?我就是要為那少數又少數的人而寫，因為只有他們懂得我最深處的傷痛。誰在乎那廣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話的讀者?

    有這種強烈鄉土情懷的作家其實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無視於所謂廣大世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語言寫給他村子裡的老媼看。誰能批評這份鄉土情懷呢?

    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華語文學的洪流中竟然獨特地發展出一支閩南語文學來，響著不同的音調，那豈不是件令人驚喜萬分的事情。被壓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來，是社會健康的跡象。

    除非，這個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個文化的壓縮為代價。

    我聽說，台灣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說是百分之二十嗎?);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當高。我聽說，外省第二代的出版業者，逐漸地將經營中心移往大陸。我聽說，外省第二代的企業家考慮轉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灣豈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後塵?可是魁北克並沒有台灣那樣的生存危機呀!

    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吧!語言文化(說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別)成為意識形態的鬥爭工具，是四十年來政策偏差的惡果。受過壓迫的人不容易冷靜、客觀而公平地對待從前的壓迫者。但等這被壓迫的人得回了他應有的尊嚴和權力之後，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來。為方言文化抗爭的人或許就能理解：誰也沒有權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擔歷史的責任。受過迫害的人或許就能同意：歷史的組成，並不只有單純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個階級;沒有人是純粹的壓迫者，也沒有人是純粹的被壓迫者。受過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許更能體會公平和寬容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