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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手上並沒有活做，可是不知怎麼，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觸，看著自己的手吧，對我的問題，她懶得開口，只搖頭。我有點兒高興，至少她聽見了。「那麼有硬臥嗎?」我小心地問，還回頭看看身後的老人家。

    她搖頭……

    「那麼，」我緊張了，想著母親的心班病，這是一趟十七八小時的路程，「那麼，有軟座嗎?」

    她搖頭，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麼，有硬座嗎?」

    她突然劈頭大罵：「沒有沒有什麼都沒有!你以為你在哪裡?!要買不買?」

    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頭看著地。我不知道她還能說出什麼話做出什麼事來，趕忙說，「買買買。」雖然我一點兒也不知道買什麼;她不是說什麼都沒有嗎?

    她把幾張票和找的零錢從潤口丟出來，對，是丟的。收攏了東西，我急忙轉身去照顧那老的，好像還習慣性地和售票員說了聲謝謝。

    ※ ※ ※ ※ ※

    天氣毒熱，我看著滿頭大計的母親，有點兒發愁，開始責備自己太孟浪，沒為老人多想。手裡的車票拿出來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幾個小時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

    只好上車再打算，也許有空的軟臥，現在得先給老人找候車室休息，售票口對面就是軟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嗎?一拉開門，震裂耳膜的音樂當頭蓋下來，一男一女拿著安克風正在放聲高歌，音響放大到極致;候車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讓老人坐下，我去找車站服務員。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著制服的服務員。我湊近她，等她暫時停下來，然後說：「你們可能小聲一點嗎?那位等車的老太大有點不舒服。」

    服務員口齒伶俐地高聲說：「這兒是茶室，怕吵就別進來。」

    我看著她，多麼熟悉的一刻，她的臉和那賓館的服務生，火車站的售票小姐，重疊在一起。怎麼我所有的學問，所有的閱歷，所有的人生哲學在此時此地都用不上呢?我究竟有什麼詞彙能和她同一個頻率地溝通呢?我聽見自己說：「外邊不是掛著牌說這兒是軟座休息室嗎?」

    「軟座休息室現在是茶室，你要在這裡坐，一個人五塊錢。」她很乾脆地說，拿出票子。

    我們三個人推著行李，在炸裂似的音響中，像在叢林裡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出去的門。

    外面還是四十度。

    ※ ※ ※ ※ ※

    上了車，從杭州開來的列車，竟然真有幾張軟臥還空著。我大大地鬆一口氣。

    補票得和列車長交涉，是個帶廣東口音的年輕人，我問他：「您貴姓?」

    他低著頭寫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邊的列車員倒以一種訓話的口吻說：「什麼事說就是啦，問姓名幹什麼!」

    他真是年輕得可以。眼睛還稚氣得很，是什麼使他這樣說話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資太低?還是，他身上穿著的制服和他頭上戴著的帽子告訴他：他有某種權威，這種權威代表他的人格價值?

    「問名字，好稱呼。」我說。「基本禮貌，不是嗎?」

    他不說話了，沒趣地走開。

    當我從軟臥取了文件回到餐車。發覺我原先坐著的位子上有個列車員坐著;他也沒事，只是坐在那兒無聊地看列車長開我的票子。我走過去，對他說：「對不起，讓一下。」

    裡頭還有一張空椅，他可以挪過去。可是他不，他抬頭看看我，顯然有點驚訝我竟然敢叫他挪個位子。他說：「你站著等。」

    「不，我不站著等，」我靜靜地說，「您挪過去!」

    他不動，似乎還沒碰到過這種狀況，一時有點應對不過來。好一會兒，他下了決心，說：「你站著。」

    我說：「不，請您挪過去，我不站著等。」

    就這麼僵持著，直到列車長站起來打圓場，推他一把說：「過去過去，又不是沒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會贏，因為在和他對話的時間裡，我已經站著等了。

    山間小路

    海德堡古城臨河，河對岸山坡上有條羊腸小徑，蜿蜒數里，覆著野花或莓果，看季節變化，小路無人不知，因為歷代哲學家，歌德、亞斯培斯、黑格爾、韋伯、海德格爾……都曾經在路上徘徊，從「哲學家小徑」遠眺，可以望見古城的石牆紅瓦和漸行漸渺的河景。

    我到長沙，什麼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條小路，也是一條山中小徑;在那條小徑上，朱熹，張栻，王陽明，左宗棠，曾國藩……都曾經徘徊，從小徑遠眺，可以望見古長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漣灩的湘江。

    那條小路在嶽麓山里，蜿蜒穿梭於書齋亭台、老樹池塘之間，覆著青苔或落葉。

    小路沒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牽引環繞的範圍，叫嶽麓書院。

    九月的一個下午，陽光穿過重重葉層，將老槐樹的影子閃爍灑在地面，與書齋穩重密實的投影形成動與靜的輝映，小徑上光影錯落，明滅之間時光恍惚，仿佛望得見前行者踽踽背影。也是九月，不到四十歲的朱熹經過長途跋涉抵達長沙，也是別的都不看， 渡過湘江， 直奔書院小徑，與張栻會面。他要和張栻面對面地討論「中庸」里關於中和的概念。兩個人不僅私下切磋，而且公開講學辯論。開講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朱張兩人渡湘江來回的地方就被老百姓喚為朱張渡。

    一個愛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為追究一個形而上的問題;輿馬爭飲，座無虛席，只為聽一場關於道德的辯論;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卻紀念兩個著書立言的人……什麼樣的社會才允許這樣的事情?那必定是一個認識文明、尊重文明的社會，八百年前的中國。

    可是這文明又是怎麼回事呢?朱張講學時如何地意氣風發，誰能想見朱熹日後的命運，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將他「梟首胡市」。朱熹雖然躲過了棄市的下場，卻難逃被貶為偽學逆黨，鬱悒以終，發喪時，生徒不許聚集。然而，受朱熹牽連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裡想像得到，再過三十年，宋理宗會讀朱熹的「四書」

    註解而愛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於是「逆黨」變成太師，於是「偽學」又成為官學。如果這是一個認識文明的社會，它又怎麼會如此恣意橫暴地玩弄文明於股掌之間?

    也許因為天氣炎熱，也許因為書院裡沒有附設歌廳茶座，遊人零落。我竟然可以安安靜靜地舉頭細看那屋瓦的顏色：不識魏晉的青草一簇一簇點綴在瓦的行列間，赫曦台上有個六歲大的女孩拿著毛筆，蘸清水在地面練字。迴廊肅靜，聽得見風吹的聲音。如果吊上一盞風鈴，檐間一定叮零清脆。可是這屋瓦迴廊，我知道，並不都是這麼平靜的;作為文明的象徵，書齋和人一樣有時輝煌，有時覆滅，輝煌的時候，皇帝題匾贈書;覆滅的方式就多了：改朝換代的兵火可以將它付之一炬，居安思危的君主可以轉念之間「毀天下書院」，或者，陰柔一點的，乾脆將書院併入官學，納入體制，這千年書院，時而房舍巍峨，書聲朗朗，時而斷垣殘壁，鬼影幢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