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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後的龍應湘該是個什麼人呢?

    父執輩

    既然叫龍應台，當然是個在台灣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為名字里嵌了「台」這個字，誰都知道他肯定是個異鄉人。四九年之後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不管是張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們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馬亂中渡海而來，剛剛踏上台灣的土地。祖傳數代的台灣孩子不會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會叫京生一樣。「台生」，一方面告訴你這孩子和台灣有著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卻也泄露，他和台灣畢竟只是初識。

    我這個「台生」從小就發現自己和周圍的玩伴不一樣。他們講閩南語，我們說國語;他們住在祖傳的老宅里，我們則從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們的媽媽穿著短衫長褲，我們的媽媽穿旗袍;他們的爸爸做生意、打魚、種地，我們的爸爸穿著某種制服辦某種的公;他們在清明節提著食籃上祖墳，我們在家門前焚燒紙錢，捻香對天空遙祭;他們的父執輩群聚在夜市里喝酒划拳，捲起褲腳蹲在廟前廣場推牌九，得意時咬牙切齒地喊「干你娘!」;我們的父執輩穿著短袖襯衫、深色長褲，圍著方桌打麻將， 時不時脫口而出「媽啦個B胡了!」洗牌時嘩啦嘩啦響得整條巷子都聽得見。

    所謂父執輩，就是那些口音腔調和你父母的相似，會和藹地摸摸你頭、給你兩塊錢差遣你在對面雜貨店買瓶五加皮然後讓你保留零錢的人。七九年，紐約電視上出現一個大陸的老農民，缺了門牙的老農咧嘴笑著，一臉憨厚，他一開口說話，我就呆了----怎麼口音如此親切竟像個「父執輩」呢?

    操鄉音的我的「父執輩」在台灣是那少數的異鄉人，缺牙的老農民使我發覺：

    海峽那邊，操南腔北調的「外省人」卻是多數，而且是那邊的本地人;我覺得驚奇。

    鄉 音

    八五年，台灣人到大陸仍舊是違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個被落在火車站的長我四歲的孩子。

    清晨，還在半睡半醒中，賓館窗外流進此起彼落的人語聲，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裡去呀?」「早啊!」人來人往。

    我蜷縮在被窩裡，耳朵卻像野狼一樣豎起來。這窗外的人，怎麼回事，竟然會說著我父親的話，那聲音、腔調，熟悉而親切，像條睡暖了的舊被，像廚房裡帶點油膩的老鍾。我衝動得想趴上窗子看看這些人的面貌----他們和父親長得可也相似。

    在台灣，父親的鄉音總惹人發笑，「聽莫啦!」人們搖搖頭。他得費好大的力氣才能讓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鋤頭、芋頭、還是豬頭。

    而在這扇窗外，每一個人----廚師、公安、服務員、書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說著父親的話，說得那麼流利順暢，說得那麼不假思索，那麼理直氣壯，好像天下再大也只有這麼一個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語言。

    窗外人聲不斷，我起床漱洗。滿嘴牙膏泡沫時，聽到一個稚嫩的聲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從小聽熟了。「埃及」，父親當年也這樣喊他的母親吧?

    是哪兩個字呢?「娭己」?「愛姐」?「蜀人謂母曰姐」，楚蜀不遠吧?

    「有一次，我從學校里回來，跑了兩三里的路，下著雪嘍，進到屋裡來，眼睛都花了。你奶奶給我一碗飯，我接過來，想放桌子上去，沒有想到嘩啦一聲飯碗跌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為我嫌只有米飯沒有菜，把飯給甩了。她傷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飯省給我吃……」

    父親講這個他不知講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後嘆息：「我對不起你奶奶。」然後要沉默很久。

    我們則各做各的事情，這個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馬光砸破石缸來得驚險，也不如華盛頓砍掉櫻桃樹來得偉大，實在不怎麼樣。倒是在我滿嘴牙膏泡沫傾聽窗外的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這許多年來父女一場，怎麼倒從來不曾問過父親是否想家。

    於是我讓哥哥就著錄音機坐下，「給爸媽說段話吧!」哥哥兩眼望著自己的腳，困難地思索著。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該說什麼呢?問父母這四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問老天那一列火車為什麼走得那麼不留餘地?

    回到台灣的家，行囊尚未解開，就趕忙將錄音帶從口袋中掏出----我從不可預測的歷史學得，有些東西必須貼身攜帶，譬如兵荒馬亂中秘書的孩子，譬如一張僅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無可複製的帶著鄉音的錄音帶。

    外面黑夜覆蓋著田野，我們聚在溫暖的燈下。

    母親捧著杯熱茶，父親盤腿坐在錄音機前，沒有人說話。

    極慎重地，我按下鍵盤。

    哥哥的聲音起先猶疑，一會兒之後速度開始加快。

    父親沉著臉，異常地嚴肅。我偷覷著----他會哭嗎?父親是個感情衝動的人。

    母親呢?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車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責，此刻，她在回想那一幕嗎?

    我用眼角餘光窺看著兩個老人，有點兒等待又有點兒害怕那眼淚奪眶而出的一刻。

    「不對不對，」一言不發的父親突然伸手關了錄音機，轉臉問我，「你拿錯帶子了?」

    「沒有呀，」我覺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聲音。

    「一定拿錯了，」父親斬釘截鐵地，而且顯然覺得懊惱，「不然我怎麼會聽不懂?像俄國話嘛：」

    我張口結舌地看著他，只是看著他。

    他沒有淚下，他沒有大哭，他不曾崩潰，他他他----少小離家老大不回，四十年浪跡他鄉，他已經聽不懂自己兒子的鄉音。

    我看著父親霜白的兩鬢，覺得眼睛一陣熱----唉呀，流淚的竟然是我。

    老 鄉

    白洋淀上為我們撐船的是個河北老鄉，赤足立在船尾和兩個孩子有一句沒一句地扯著。兩個洋娃娃模樣的孩子出口卻是中國話，老鄉覺得「真逗」。

    「你也會外國話嗎，安安?」老鄉說，邊把船撐進荷叢深處。

    「講兩句來聽聽，安安。」

    船上的人紛紛起身去採蓮蓬，我一路看荷花看得痴迷，此刻，坐在船舷，卻想對這河北老鄉多瞧兩眼。

    這又是塵封記憶里的「父執輩」哪!那樣熟悉的臉型，連皺紋的密度和紋路都似曾相識;那樣親切的口音，好像隔牆聽熟了的「小毛回家」的呼喊。

    這不是邵伯伯嗎?

    邵伯伯來打麻將，總拎著瓶酒。進門見到四個五個流著鼻涕的小孩，從褲袋裡總掏得出一巴掌黏兮兮、皺巴巴的廉價糖果。他邊喝酒邊打牌，酒喝多了就趴在牌桌上哭，放聲地哭。

    邵伯伯的太大留在河北老家，沒出得來。母親趕雞似地驅逐一堆看熱鬧的孩子;邵伯伯還有個女兒，走的時候才剛生呢!

    有一天，邵伯伯把牌一推，頭栽在桌上，人家以為他又犯了，沒想到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