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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卡斯納彈掉一節菸灰，站了起來，「總而言之，他那棟價值連城的房子，就是他長年收取回扣的收穫。懂了吧?」

    我懂，咱們走吧，我說。

    效率就是等待

    蘇聯駐西德大使館的鐵門前，有一個小房間，那是簽證的地方。

    和別的國家一樣，發給簽證的人和需要簽證的人隔著一扇玻璃窗;和別的國家不一樣，蘇聯這一扇玻璃是一面障眼的鏡子----裡頭的官員可以清楚地看見你，你卻看不見他，完全是「敵暗我明」的設置。

    輪到我了。「藏鏡人」卻將我的證件粗魯地推出來，冷冷的聲音說：

    「台灣護照，不能辦觀光簽證。沒有外交關係。下一個!」

    跟一個你看不見的人理論就好像跟影子打架。我張口結舌地試圖說服這有權威的影子，影子卻把證件推得更遠。用德語我不會罵人，於是改用英語：

    「你這個人真是蠻橫無理。電話上不跟我說明白，讓我訂了旅館、買了機票，現在才說不行。你簡直可惡!」

    影子靜默了一會，伸出手取回證件，竟然客氣地說：

    「我會給莫斯科外交部電話，要等他們決定。但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有不可能的都變成了可能，就是今天的莫斯科。五天之後，外交部來電，給了台灣人觀光簽證。

    到了蘇聯，排山倒海而來的第一印象，就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低效率，躲都躲不過它的折磨。

    機場的各個門口，聳著肩的男人在暗淡的燈光下徘徊，用眼睛打量外國來客。

    大部分是沒有營業執照的司機，來賺取外快。

    「廿塊美金到宇宙大飯店。不要盧布。」

    幾天大雪，機場外面像個劫後地區，骯髒的雪泥堆成小丘，把汽車埋在裡頭。

    每一輛汽車都包著一層黃泥。透過泥濘的玻璃窗，看夜晚的莫斯科，莫斯科在泥濘的覆蓋之下。車輛過處，泥濘噴濺，穿著厚重大衣的行人在雪泥中跋涉。

    飯店接待櫃檯前，已經排著長龍，疲倦的旅客爭著一張床。站了一個小時之後，輪到我。取出事先付款過的旅館訂單，接待服務員卻搖搖頭：

    「不是正本!不算數!」

    「正本被你們大使館收走了。只有副本，怎麼不算數?」

    「不算數就是不算數：我們只認正本!」

    好了!你知道事情總會解決的，不必絕望，但是你已經在路上奔波了六個小時，排了一小時隊，然後還要打起精神來和服務生理論、求情、憤怒……算了!

    提著行李，離開飯店，投奔朋友。我知道簽證上寫著：「外國人抵達蘇聯，必須逕自前往預定地點，並立即申報流動戶口登記。」現在的莫斯科，大概可以不管它了。

    坐在客廳里，我想打電話給其他飯店，可是我忘了，莫斯科沒有電話簿這種東西，電話何從打起?而事實上有了號碼也沒有用，因為旅館並不個別作生意，招襪客人，而是由一個中央機構，叫做Intourist統籌分配旅客。

    一年幾百萬的旅客， 都由一個中央機構來排列組合， 分配到各個旅館去。在Intourist的櫃檯前，我又等了兩個小時。

    又被「分配」到宇宙大飯店。

    這是莫斯科最豪華的旅館之一。

    「飯店裡有傳真機設備嗎?」

    小姐搖搖頭，「沒有。」

    於是我在外面奔走，四處打聽哪裡有可用的傳真機。精疲力竭地回到飯店裡，在大廳買報時卻發現那兒就有專門為旅客傳真的部門。

    打個國際電話吧!

    先排隊，輪到你了，填表格。填完了，什麼時候可以打歐洲?

    「今天申請了，明天可以接通。」

    「什麼時候?」

    「明晨七時。」

    「不行啊，那是歐洲的清晨五點，太早了，可以換別的時候嗎?」

    「不行，就分配到這個時候!」

    第二天清晨七點半，電話響了，接線生說：「西德電話。請你將話筒暫時掛上。」

    話筒掛上了。卻從此再無消息。一切重新開始;排隊、填表、等待、等待、等待……

    到商店裡買個東西吧!

    進了擁擠的店，你要排三次隊：第一次，排隊等著看櫃檯里有什麼東西。一個小時過了，輪到你。看中了一樣東西，去排另一次隊----付錢。一個小時又過了。

    付完了錢，你取得的卻不是你要的東西，而是收據;拿著收據，你得去排第三次隊，取東西。一個小時又過了，你終於得到了那個東西，大概是一盒洗髮精。

    在蘇聯，效率就是等待的藝術。

    一九九○年二月廿四日

    敞開的俄羅斯家門

    「你會怎麼描述我們呢?」五十九歲的沙克立克夫用懷疑的眼神問著。

    「西方的記者，寫來寫去都是蘇聯的店鋪東西少得可憐，人們排長龍等著買香腸，蘇聯人衣著陳舊。他們不懂----」沙克立克夫慍怒地說，「蘇聯各個機關單位都有配給，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單位領取配給，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隊。我們並不缺糧食;西方記者把我們寫得很不堪……!」

    我把這番話轉述給舍給聽。舍給是個廿九歲的作家。

    「他是個混帳!」舍給憤怒地揮著手，「他想騙你!單位都有配給沒錯，可是夠嗎?你問他一個月配到幾斤香腸!有沒有咖啡?有沒有牛奶?有沒有乳酪?沒良心!睜著眼說瞎話。人家西方報導的是事實，事實有什麼好遮蓋的?」

    「我們不是沒有食物，」我想起遠東研究所一位學者說的，「各地的糧食運往莫斯科，但進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擱淺了。為什麼呢?一群我們稱為『買賣黑手黨』的人，為了要破壞戈巴契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腸囤積起來，不往城裡運。過幾天，香腸全臭了，於是整卡車整卡車地往河裡傾倒……」

    「然後，」尤瑞很戲劇化地說，「人們突然在莫斯科河裡發現漂浮的香腸，事情才爆發出來。報紙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給不感興趣地說，「報紙是這麼說過，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難說。」

    舍給對蘇聯的香腸沒有興趣，他只有一個夢想：到美國去。

    「為什麼?」

    「我不否認我也喜歡有較好的物質生活，不過最重要的，美國那樣的社會比較可以讓我專心而孤獨地生活。我只想看書、寫作、思考，其他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想過問，只作我自己。在蘇聯，這辦不到。」

    舍給不曾去過美國，卻講得一口美國英語;穿著一條帥氣的牛仔褲，還有一件令人眼花繚亂的太空外套。舉手投足都像一個美國的青年。

    經過剛開幕兩個星期的麥當勞，看見排隊等著漢堡的長龍蜿蜿蜒蜒大約有兩三公里長。

    「瘋了!」舍給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