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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六十四歲了，你知道嗎?」彼得的眼光追隨著一隻黑色烏鴉，停棲在蘋果樹上，他突然轉過來直直看著我，好一陣子不說話。然後啞聲說，「到了六十四歲，人家告訴你，你這一輩子全走錯了路----「哈!乾杯吧!」

    他舉起酒杯，仰頭一飲而盡。

    烏鴉拍拍翅膀，飛走了。

    毒 藥

    我想沿著花園築一道牆，木板籬笆就好，給爬藤穿梭的空隙，也給松鼠和野兔鑽進鑽出的餘地，過路的行人卻望不進來，我們可以袒胸露肘地曬太陽。

    「不行啊!」德國鄰居警告著，「您得先給鄉公所營建組打個電話問問，可不可以建牆，好像有不少規定哪!可別建了之後又得拆掉!」

    營建組說，花園圍牆如果不高於一公尺半，只有一般的限刺，譬如圍牆不能占據人行道。牆上不能張貼商業廣告等等，如果超過一公尺半，就得到鄉公所特別個案申請，那個時候，營建組就必須實地視察，決定你所申請的牆高度、材料、格調，是否會破壞社區的整體和諧和美感。如果一整條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樹籬，他們就不會容忍你建起一道監獄似的水泥牆，譬如說。牆上有綠色的爬藤，人人歡迎，但若是你要把牆漆成救火車一樣刺眼驚心的顏色，你大概完全沒有這個權利。

    好吧!我要築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籬。

    木板運來了，沙子也卸下了。園丁開始打洞、釘樁子。星期五的黃昏，木籬已經築了一半。

    「很快了!」他說，邊跳上小卡車，「我星期一上午九點就來繼續。周末愉快啊：」

    人行道上留著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點。門鈴響著，很準時的。

    站在門口，不是園丁，是個警察。

    「請問那堆沙子是你們的嗎?」

    他指指人行道。

    「阻礙行人交通，請馬上把它移走。」

    「等一會兒園丁就來上工，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沒有了。可以等一等嗎?」

    「不行。」警察說，他知道那堆沙從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兒，過了一個周末。他不曾早來，是因為不想打擾我們周末的安寧。現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點了!

    沒話說，我馬上開始搬沙。

    鄰居海蒂看到了這一幕，笑眯眯地說：

    「你可領教到咱德國人的一板一眼了?!去年夏天，我們院子裡蘋果樹枝長得太盛，枝葉隔牆伸到人行道上去了，沒注意剪它，路人就打電話到派出所去告狀了!」

    對門的考夫曼太太興致高昂地說：

    「瑞士人比咱德國人更要命。我們不是在早晨起床之後，都會把被褥披在窗台上曬曬太陽、透透空氣嗎?哈，在瑞士呀，過了早上十一點，如果你的被子還掛在窗口，就免不了有人打電話給警察了哩!打電話的老女人，不但認為你懶，而且覺得你的被子亂了社會條理，嚴重得很哩。」

    夏天，我們到亞洲去了兩個月，回來時，發覺院子裡的蘋果樹已經結實纍纍，池塘里的蓮花早已謝了又開，開了又謝。草坪長滿了野花野草，蜜蜂鬧烘烘的，好像載不動軀體裡沉甸甸的蜜，不斷墜進人的酒杯里去。

    木牆外的人行道上，野草一簇一簇地從磚縫中憤然昂起，迎著陽光，顯得特別油綠，有的還開著黃色的小花。

    那條小道，因此很有一種頹棄闌珊的情趣。

    門鈴響了，打開門，是個制服整齊的警察。

    「您是這兒的房主嗎?」

    「是的。」

    「有件事情想拜託拜託您。」他合掌，作出懇求的姿態。

    奇怪了，我想，是鄉里要借用我們的家做什麼事嗎?有什麼懇求如此慎重?

    「麻煩您到這兒來看看好嗎?」他揮揮手。

    我們站在那條我認為頹廢又美麗的人行道上，石隙里的小黃花在風裡搖曳。

    「拜託拜託，」他說，「您能在下星期之前將這條路清鏟乾淨嗎?鋪在地上的松針也得清走。還有，不只這段人行道是你們的責任，從人行道緣往馬路伸進的一點五公尺路面，住戶也都有義務清掃。拜託拜託。」

    上車前，他再加重語氣：

    「下星期我可得來檢查哦!可別等著罰款啦!」

    周末，鄰居看見我們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掃地、剪樹枝。掃把、畚箕、剪刀，散置一地。四歲的孩子拔了草之後，正目不轉睛地研究石隙里的螞蟻。

    施密特太太走過來，手裡拿著個小瓶子，「用拔的您們要拔到哪一天?您看，有這種除草藥水，很有效呢!」她舉著小瓶子，「混在水裡，澆在路面上，就不會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藥的妙用，可是毒藥流進土地，滲進地下水，對自然環境沒什麼好處，而且，我喜歡拔草，曬曬太陽，未嘗不是種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來。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壓低聲音說：

    「一定是五號那家老夫婦去告狀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會兒，考夫曼太太提著菜籃子晃過來：「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聲說：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電話給警察的，他們看起來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擱下腳踏車，漫步過來，笑著說：「德國人就是這樣，討厭天下太平靜了，所以雞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別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縱聲笑了，鄰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們何從知道，在我來到這「討厭的」、「一板一眼」的德國之前，我住在一個多麼不一樣的社會呢?!

    我曾經多麼盼望警察的來到。紅磚人行道上，突然擺起了麵攤。老闆娘手腳利落地撐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闆開始洗鍋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麵、繼之喝酒，繼之划拳唱歌，繼之口角打群架，老闆把唱機開到最大音響，培養氣氛，我們在屋裡掙扎睡著，等待天亮。

    油膩和煙火終於使人行道上的紅磚變成黑醬色，鞋子踩過往往就黏在地面，不能拔腳。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麵攤老闆取得了協議。那個傍晚，麵攤沒有搭起來。

    倒是來了許多工人，七手八腳地搭起了一個大帳篷，占據了整個人行道，還有半邊行車的大馬路。

    有人要辦喪事了。

    供著死者照片的道場布置起來了，搖著鈴的道士、唱著佛的和尚、吹著嗩吶的中樂隊、打著大鼓的西樂隊、對著麥克風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還有那受僱而來五人一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團，還有那臉上塗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人。邊唱邊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們的人行道上。

    我曾經多麼盼望警察的到來。那個時候，我是那個令人「討厭」的、「一板一眼」的女人，打電話到警察局去告狀，耳邊還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爾，警察因為不堪其煩而來，總帶著譴責的眼光看著我：「攤販都是可憐人，為了生存，沒辦法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喪事，中國人情嘛，反正喪事也不會天天有，忍一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