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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的演講人正在用刻意壓扁成金屬似的聲音慷慨激昂的說：「你看看中正紀念堂有多麼壯觀!老總統偉大，可是他再偉大也沒有你們老兵流血流汗來得偉大----」

    台下一陣熱哄哄的掌聲。老兵不斷的拿手帕擦臉上的汗，有時候也分不清是在擦汗還是在拭淚。

    「國大代表做了什麼事?」政治人物繼續喊著，「他們躺在床上打葡萄糖針，一個月薪水八萬，你們為國民黨作牛作馬，犧牲奉獻，國民黨給了你什麼?授田證究竟值幾毛錢?」

    身邊的老兵側頭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說：「這個人講得好!講得好!」

    實在熱得透不過氣來，我鑽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這麼年輕的小姐怎麼會來這裡?」一個搧著扇子的老兵開口說話，一口四川音。

    「我有興趣呀!」我笑著說。

    「小姐你別笑!」老兵似乎覺得我的笑太輕薄了，正色的說，「你們太年輕了，不知道。我們是少年兵，在軍隊裡吃盡了苦。退伍的時候，給我兩百塊錢要我『自謀生活』。我領到兩百塊，有的人還要倒貼，因為丟了軍毯皮帶什麼。兩百塊啊!

    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國民黨的官養條狗，那條狗一天也不只吃兩百塊哦!」

    「你現在做什麼職業?」

    「開計程車呀!我已經六十五歲了，你總不能要我到了七十歲還在台北開車吧?」

    「我們要去遊行----」站在角落吃便當的老兵突然大聲對著我說，揮舞著手裡的筷子：「就走到總統家門口去----」

    「總統家在哪裡?」

    「在大直呀!我們帶便當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門口……」離開會場，攔下一輛車，司機又是一張老兵的臉譜。

    「老鄉，你怎麼沒去參加自謀生活老兵抗議大會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機，背顯得很駝，很瘦。帶著譴責的口氣說：

    「小姐為什麼去聽那個?國家對我們有恩德，政府照顧我們，給我什麼，我接受。不給我什麼，我認命。抗議做什麼?這些人都是被民進黨利用啦!小姐不可以相信他們的話。」

    之四

    路上碰見記者，扛著照相機，喘著氣，驚魂未定的樣子。

    「不得了!《台灣日報》被砸了!一群人衝進去，三四層樓，一層一層的砸，文件、電話、桌椅，一片混亂……我差點挨揍……」

    「究竟為什麼?」

    「《台灣日報》屬於軍方。前幾天刊出一篇文章，說龍山寺老人協會的老人，被民進黨用一人一千塊收買了去參加街頭抗議。這些老人氣不過，就去找《台灣日報》理論，但一發不可收拾……你等著看晚間新聞吧!」

    晚間新聞。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嬸嬸一大夥人，邊吃西瓜邊看電視。螢光幕上現出《台灣日報》社內滿地的文件，傾倒的桌椅、扯斷的電話線。播報員以極富權威感與客觀性的職業聲音解說「暴民」如何如何固顧法紀、受民進黨的煽動，而作出危害社會大眾的可恥事情。暴動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丟下西瓜，激動地說：「台灣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進黨這麼無法無天，得寸進尺，簡直是……政府怎麼不把這些壞人都關起來呢?」

    「對呀?對呀!」一嘴金牙的嬸嬸也憤慨起來：「他們可以打報社，也可以打到我家來呀!他們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電視記者繼續說：「……這些暴徒，政府有決心要繩之以法……」。

    記於一九八七年八月

    視大獎·必藐之

    ----與馬悅然談諾貝爾文學獎

    每年的十月前後，總有中國人在問：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會不會頒給中國作家?

    即使不是十月，諾貝爾獎這個透著金光的大蘋果也常常掛在中國作家的眼前。有人指責瑞典人沒有眼光，不懂得欣賞中國文學;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學，說中國作品根本就還不夠資格得這個世界大獎。大陸的詩人北島就曾說過，中國當代文學還得十年、二十年之後才可能成熟到獲得諾貝爾獎的地步。

    諾貝爾文學獎，這個閃著金光的大蘋果，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

    負責評選文學獎的，是十八位瑞典學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參加在上海開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由北京的中國作協主辦。會議期間，馬悅然成為中國作家的焦點：衝動的人向他抗議中國作家受到忽視，深沉的人對他下特別的「功夫」，為將來鋪路。馬氏去年在台灣受《聯合報》訪問時，記者所提的重心問題也就是那麼一個：中國作家哪年哪月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不管是台灣或大陸，好像整個大中國的文藝界都在熱切地追求一個偉大的目標：

    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這個獎，究竟有什麼價值呢?

    ※ ※ ※ ※ ※

    先讓我們看看它產生的過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薦信必須交抵瑞典學院;大學文學系主任、各國筆會、歷任諾貝爾獎得主等等，都有推薦資格。十八位評審中的五人小組立即開始初選，從通常的一百五十個到兩百個的候選作家之中挑選五位到十位的作家進入決審。十八位評審----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師，其他是文學教授或評論家----從五月開始作「功課」，九月開始討論與辯論，十月的某一個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們最後的決定。

    「為什麼是十八位?九票對九票，怎麼辦?」

    「本來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語中，『十七』的發音不但難聽，而且跟詛咒的話音似，所以決定要十八位。我們從來沒碰過九對九的情況，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籤決定。」

    抽籤?那豈不表示一個諾貝爾獎有百分之五十是運氣。語言，是最難克服的問題。一個以西藏文或某種非洲偏僻方言創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機會讓西方讀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譯成英德法等所謂「主要」語言，這些作家，不管如何優秀，都不太有得獎的可能。相反的，一個以英文創作的作家，只要他寫得好，不費什麼力氣就可以成為世界矚目的明星。十八位評審當然也了解語言的重要。除了母語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種文字，其次，有的人懂東歐語言，有的人通西班牙、義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這樣的分布仍舊不能解決語言的障礙。

    「我們能夠倚賴的，只有翻譯。在已有譯本的情況下，譯本的好與壞影響很大。

    在上海開會時我曾經說過：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的中國作品簡直是謀殺中國文學，壞得令人反胃。在沒有譯本的情況下，我們就得倚賴專家，往往得由瑞典學院特別聘人翻譯。這就費時費力。我們需要兩三年的研讀時間。通常，一個得獎的作家都是在兩三年前就受到推薦的。不過倚賴專家，也不可靠。譬如討論一位中國作家，你或許必須讀夏志清的評論，但是夏志清的評論又有許多偏頗，他往往以西方文學的標準來論斷中國文學。於是你必須參看另一個人的評論，而另一個人又有另一個人的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