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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現在柏林圍牆倒了，作家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變了？龍：

    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們已找到自己的聲音。人們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學慰藉的時候才會去找尋文學，但這種時候並不多。

    以西德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個作品出來，好像一個小水滴掉進大海里，連聲都沒，更不要說泡沫。作家創作的主題逐漸走入內宇宙的世界，讀者成了社會的少數人。

    戴：最後我想請問：作家是否應具有使命感？龍：當然使命感可以成為作家主要創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點燃的。但是我站在文學評論者的立場，並不贊成將使命感做成一個唯一的文學藝術的衡量尺度。

    我們讓有使命的作家去擁抱人民，讓沒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擁抱自己，各盡所能，各給所有，各取所需，文學社會自然而然會是一個蓬勃的文學社會。

    我相信，一個困苦、壓抑的社會對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環境，但是，追根究底，文學有一個最愛，它的名字叫做「自由」。

    -- --原載馬來西亞《中國報》

    為你的同胞多寫一點肺腑之言

    柏楊三十年前，便有人呼籲：台灣需要嚴正的文學批評！而且也曾有人看上了我，要我寫一點書評。我當時就誓死不從，蓋中國人的自卑感奇重，什麼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評，一旦被批評，立刻血海深仇。而且「人」

    和「事」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評他的創作，他卻連自己也塞了進去。所以，我雖然也知道文學批評重要，卻絕對不肯提筆上陣。老鼠雖然知道給貓脖子上掛銅鈴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誰也不敢去掛。於是書評的專集雖然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馬屁工。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後，一本嚴正的文學批評，終於問世，那就是龍應台女士寫的《龍應台評小說》。她是第一位用文學的觀點，來檢查台灣小說創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無顧忌。結果，場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來好評如風，一方面也招來破口大罵。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她曾指出無名氏先生的小說：「冗長羅嗦得令人疲倦！」「除了濫情外，一無所有。只是一個愛情公式加上昏了頭的囈語和咖啡屋裡的故作深沉。」無名氏先生的反擊可是森林式的，他發表在他老弟主編的「展望雜誌」上，為自己蓋世名著聲嘶力竭地辯護後，還畫龍點睛地攻擊她性冷感。

    然而，文學批評招來的反擊，比起社會批評招來的反擊，又輕得多。

    前者不過想像她性冷感，後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龍應台的《野火集》出版後，以《青年日報》，《台灣日報》兩家軍方報紙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王家元先生說了一句「二居心型」的磨刀霍霍開場白：「批評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評者是懷著何種心態來從事批評。」這就有點不妙，因為殺手的「自由心證」就要出籠。李正寰先生還把台灣當作他被窩裡的私產，警告龍應台女士，如果不滿意，「為什麼待在這裡！」又認為殺江南不過小事一樁，他問龍應台女士：「你可知道美國有多少總統是被人暗殺的？」龍應台女士當然不知道，因為她好像從沒有幹過這種勾當。余懷麟先生卻直截了當地指龍應台是「假洋鬼子」「二毛子心理」，而且斷言，如果龍應台到她的「祖國」去做「良民」：

    「我敢保證，連個屁也不敢放！」打手終究是打手，所以「屁」是他們的特質，在飛帽之餘，粗野下流的舉動，忍不住爆發。

    以上的場景，呈獻出的是一個古老的現象：攻擊龍應台女士的人，很少討論事實，而只一味地作情緒性的人身辱罵，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死不認錯，第一：我根本沒錯。一旦被逼得緊啦，把證據掛到鼻子上，第二步的行動則是：老羞成怒。

    不過，到底是時代不同，人心大變。我於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然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禁止出國期間，有一天，龍應台女士撥電話給我，五分鐘的電話，竟中斷了四五次，她大驚問：「有沒有錄音？」然後嘆息：「我到現在才知道他們的利害。」其實，不准出國以及搞搞電話，不過是小動作，我可是見過大世面，碰上過大動作的。所以龍應台女士應該開心才對，雖然被鯊魚群咬得遍體鱗傷，但距大動作還有十萬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紀錄片，我還是為龍應台女士祝福，無論如何，趁著這個沒有大動作的黃金排檔，再為你的同胞多寫一點肺腑之言。這個將被鯊魚群、馬屁精、顢頇頭葬送的地區，需要你跟其他幾位有愛心的人，如孫觀漢先生、馬森先生、楊青矗先生一樣，伸手拯救。

    緣

    馬森我交朋友，全憑一個緣字。

    跟應台的交往，也是起於一種緣分。

    生於同一個時代，又有幸在某一個空間相遇，自然是一種緣。然而時地的緣具備了以後，如雙方有一方覺得對方面目可憎，言談無味，仍然無法成為朋友。有人說決定人間善感或惡感的是人體所含有的化學成分，另一說則是由於人體所發she的電波或磁力。

    我沒有能力做這種科學性的分析，所依賴的不過是一種不由己的主觀印象罷了。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從對方的眼眸中直覺到是否是一個可能的朋友。如果對方she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經表示了他沒有跟你接交的意願。如果對方的眼光是諷譏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種形態的怪物，你又何必去自討無趣呢？要是對方的眼光一接觸到你的，就像有一襲簾幕似地刷地拉了下來，使你無法透視他眼光後面的心思，這表示他不是對你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極深，這樣的徵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對方的眼光在熱切中含有阿諛的神采，則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種可資利用的價值。當你具有的這種價值消失的時候，他還願意做你的朋友嗎？就很難說了！

    應台的眼光給我的感覺卻是坦蕩親切的。她思維縝密，卻不具城府；她詞鋒犀利，並不含惡意。她對朋友有彈有贊，正是一個諍友和摯友所應具備的條件。

    記得我們初次見面是在「濃來」周浩正邀請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時候浩正還正在編《新書月刊》。他說最近有一位在《新書月刊》上撰寫書評的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紹我們認識。並說那位作者已經寫好了一篇評《夜遊》的文章，預備下期發表，不過發表以前礙難給我事先過目。當然我並不曾提出這種無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這樣說來堵我的嘴的。

    那晚應台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還有也是初次見面的席慕蓉。慕蓉也是那種慧而不黠，言談慡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覺得一見如故。那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編者、有專門挑眼的文評者，說起來頗有針鋒相對之勢，但事實上交談卻十分融洽、投機。

    應台評《夜遊》的文章發表以後，我覺得她讀得十分仔細，評得很有章法，對文學的鑑賞力和洞察力均屬上乘。她挑眼剔刺之處，常常發作者之未見，使作者獲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