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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寅歲闌寒夜燈下）

    龍應台這個人

    胡美麗龍應台與我從小一起長大。她逃學的時候，我也背著書包一塊兒離家出走。街上逛著無聊，就去偷看電影。兩個女生背著書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裝是別人的小孩攜帶入場，只好去爬戲院的後牆。裙子都扯破了，土頭土臉地翻身落地，卻讓守候著的售票員一手拎一個人，扔出門外：兩個十歲大的女孩。

    讀台南女中的時候，她就是個思想型的人。學校的功課不怎麼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卻很用心地看羅素、尼采的哲學書；半懂不懂地看。放學之後，我把頭髮捲起來，換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約會，她卻只用她純淨的眼睛望著我問：「你跟那些男生談些什麼呢？」我認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歡我。

    《野火集》的個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來。龍應台特別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師----他不但口齒不清、思緒紊亂，而且上課時專門重複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課時，我們一般人就樂得打瞌睡、傳紙條；下了課跟老師也畢恭畢敬。龍應台卻嫉惡如仇似的，一見到這位老師就把頭偏開，別說鞠躬招呼了，連正眼也不瞧他。後來基隆有個學生用斧頭砍死了一個老師；女中這位地理老師私下問龍應台：「你是不是也想用斧頭砍我？」龍應台的回答：

    「你有這麼壞嗎？」※※※

    一九七○年，我們又一起進了成功大學外文系。脫離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環境，龍應台似乎漸漸受了胡美麗的影響：她也開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來就少，龍應台長相併不嚇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來，又是一副有點「深度」的樣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舊迷信「男朋友就是將來要結婚的人」這回事。她當然沒有跟當年的男朋友結婚；到現在，她還會問：是誰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女孩子交往要「單一」？差點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聰明。

    ※※※

    二十三歲，她一去美國就開始教書----在大學裡教正規的美國大學生如何以英文寫作，如何作縝密的思考。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是莫大的挑戰。

    「美國人心胸的開闊令我驚訝，」她來信說，「他們並不考慮我是一個講中文的外國人，卻讓我在大學裡教他們的子弟『國文』，認為我有這個能力。

    你想台灣會讓一個外國人教大一國文而不覺得彆扭嗎？」三十歲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學位，同時在紐約教書；教美國小說、現代戲劇。

    她的來信仍舊很殷勤，帶點日記的味道：到學校很近，但是要躍過一條小溪，穿過一片樹林。所以我經常是一條牛仔褲、一雙髒球鞋的模樣在教課。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滿是斑斑點點的楓葉。昨夜大概下了一點雨，水稍漲一點，就把我平常踏腳的石頭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當橋過。森林裡的落葉踩起來嘩啦嘩啦的一路跟著我響，橫倒在糙堆里cháo濕的席木都蓋上了黃色的楓葉。

    我坐下來，陷入干葉堆里。滿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燒的色彩。唉！

    三十歲真好！

    可以對天對地對世界，不說一句話。我不想讚美也不想道歉，不覺得驕傲也不心虛；整個森林也無話可說？ .很想念台灣，但是不曉得是不是能應付那邊的人情世故？不管能不能應付，她回來了。回來一年之後，就開始興風作浪。寫文學批評，得罪不少作家還有作家的朋友；寫社會批評，得罪了大學校長與政府官員。可是得罪不得罪，龍應台的作品像一顆大石頭丟進水塘里，激起相當的震盪。《龍應台評小說》出書一個月之後，就連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經常在中學、大學的布告欄中張貼。

    一把野火龍應台，該者對「野火」專欄的反應你滿意嗎？我收到的來信的確很多。從《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來，我幾乎還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樣子。來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五卻採取一種自衡的態度，把我對台灣的批評看作攻擊。我說台灣髒亂，他就說：怎麼樣？外國月亮圓是不是？！我說我們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說：怎麼，外國就沒有問題是不是？！

    這一類人非常感情用事，沒有自剖自省的勇氣與理性，常使我覺得沮喪。所幸這是少數。我們的年輕人卻很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很有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國的月亮圓」的傾向呢？有人批評你說，你拿台灣和歐美比較，台灣當然顯得落後；可是如果和印度或東南亞一些國家比，台灣其實可愛得很，你說呢？我討厭這種自慰心理。當然有些國家和地區比台灣好，有許多比台灣差；但是為什麼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國的月亮圓。別人確實比我們乾淨，別人確實尊重古蹟，別人確實珍惜自然生態----我就不能不說，因為我們要警惕、要學習。至於因為說了別人好，而被指為「不愛台灣」或「崇洋」等等，那也無所謂。

    你能夠分析為什麼你的文章吸引人嗎？也不見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愛看的。在內容上，許多人受「野火」吸引，因為覺得它「敢說話」。但是這個理由令我覺得悲哀。在一個真正基於民意的民主社會裡，「敢說話」應該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為人人都有權利「敢說話」，人人都「敢說話」。

    我以「敢說話」而受到讚美，對這個社會其實是個諷刺。

    至於寫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讀，可能與我「求真」的原則有關。

    我儘量不用辭句美麗而意義空洞的語言，譬如什麼「人生燦爛的花朵」

    或什麼「青春的滋味」之類。我也不用成語；熟爛的成語在讀者腦中會自然滑過，不留任何印象。

    可以用白話表達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訓練出來的作品風格上差異很大；也不盡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大概識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歡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說最抽象的觀念時，也希望用最具體的生活經驗與語言來表達。

    是不是做到了當然不見得。這也不是唯一的寫作方式。批評的材料會不會寫完？怕不怕重複？讀者會不會對你厭倦。

    當我開始重複自己的時候，讀者當然會厭倦，那就表示我應該停筆。

    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不如不寫。

    你對台灣的言論自由尺度滿意嗎？開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遠見的知識分子都不應該對現有尺度覺得「滿意」，除非他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或誠實的勇氣。

    那麼《野火集》又能怎麼樣？也不見得能怎麼樣。不過，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討論事件本身的枝節，而著重在觀念的探討。譬如省農會對養豬戶片面解約的事，我所關注的不是農林廳應如何解決問題，而是老百姓對政府的觀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設法傳播一種開放、自由、容忍，與理性的對事態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寫作的人也不問成果吧？！做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