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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本他與霍克海默的作品「 文化工業： 啟蒙就是瞞眾」

    （TheCulturelndustry：EnlightenmentasMassDeception）中，阿多諾認為：

    文化工業製造的是假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文化市場及商品看似是可供自由選擇，但其實每樣文化商品都是預先估計好了市場的反應，故此是基於「劃一」

    原則：個人只是被動的接受。譬如說流行音樂，每多少首歌，必有幾首高踞流行榜，音樂消費者以為這是個人自由選擇的民主結果，其實是音樂工業推銷商品的劃一伎倆。

    在「大眾文化」的時代，個人被不可抗拒的商品集體主義所淹沒（在台灣黨內、黨外亦不必禮讓，一起抱住跳進去）。因之，阿多諾的文化觀，被逼迫到最後的一條戰線，就是「個人」。除非以個人的力量在自省里發出道德的聲音，才能夠在「大眾文化」中，創立一個「異質文化」或「小眾文化」。而「異質文化」、「小眾文化」在阿多諾眼中，才算是真正表現人類創造力的文化。當然，這種看法和菁英取向有些不謀而合了。

    阿多諾不以全面的階級出發考慮社會改革，而求諸個人自省的看法，似乎是悲觀的，而且被不少人評為失敗主義路線。然而，從實際的現代社會去看，特別是資本先進國家的現實，全面性的階級鬥爭似乎暫無可能。所以，發展個人最前衛的創造力，至少是與大眾文化做抗衡的一種方式。且依歷史經驗，對體制反抗，個人的開始常為充分且必要的。

    不過，阿多諾的晚年，對他上述「大眾文化／個人」的觀念有所修正。

    他已不像先前那樣單一地去看「大眾文化」（其實，所有嫻熟於辯證史觀的人，都應有這樣子的本事）。他看出來了，「大眾文化」是有雙重性的，也就是說，「大眾文化」在歷史的過程中，也會有其矛盾的轉化和整合（若無矛盾，即無辯證，即無發展進化之可能）。阿多諾指出基於意識的雙重性，或許文化工業尚未能完全成功地操縱人類意識。當群眾參予普及文化活動時，雖為尋求娛樂，但我們不應單面地用道德禁欲主義眼光譴責這種行為，群眾的心理，可以是同時向文化工業妥協，同時又作出抗拒。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逃避主義普及文化，未嘗不是同時生產出它的反面：群眾對更美好世界的烏托邦夢想及要求。

    之外，人類對快樂的要求是不受歷史所固定的，當文化工業不斷向人類的快樂原則創造商品的同時，人類是否永遠會快樂就非文化工業能力所及了。再者，文化工業所生產的一切文化商品，也是雙重性的，其中有建設性的一面，也有顛覆性的一面，這兩面的矛盾，將成為今後文化工業的最主要生產與再生產的前提了。

    龍應台的野火《野火集》這本書好厲害，真像野火燒在台灣民間的心靈糙叢里。《野火集》不是黨外的資源，也不是國民黨的資源。它是台灣社會結構里整體的新資源，所以，它又可以說是黨外的，又可以說是國民黨的，更傳神地說它是「超黨」的。

    其實，如果我們若真正站在這塊土地里，要繼續生活下去，現在應該重視所謂「超黨的力量」。這個「超黨的力量」，固然與十年前「以黨掛帥」、以「政治地盤重新分配」的黨內外對立的民主運動有關。可是，由於歷史前進的腳步，以「黨內／黨外」來分析台灣社會的現況，以「獨立／統一」來辯論台灣社會的前途；以「左派／右派」來唯心唯物大戰一番，以「現代／鄉土」來唇槍舌劍的熱烈場面，恐怕都逐漸過去了。

    《野火集》站在那裡。抗議的聲音有了變奏。

    《野火集》，在我們看來，它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可以清醒黨外運動者一些積在內心的那種對客觀事物不夠確定的懷疑。

    然而，《野火集》卻又生存於一個如阿多諾所謂的「大眾文化」的時代。

    它出來如野火，然而我們真的可以抽象地看到另一個更大更安全的消防罩框住了這股火勢，這個消防罩主要不是來自於保安單位、情治單位、文工單位。

    它是來自一個要使《野火集》商品化的無可抗拒的力量。這種例子，要舉很多，比如說，當年反主流音樂的「披頭四」，以叛逆的形象站在公眾面前，轟動了西方世界，結果，電視、電影、報紙上下交征，使「披頭四」的命運：

    以個人的叛逆始，以商品的叛逆終。《野火集》的文章，以及它陸續出現在時報副刊過程到最後集結成冊，到成為全國第一暢銷書，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合理、而又可喜中帶無奈的過程。

    然而，商品化的《野火集》就不好了嗎？這是見仁見智的看法。然而，本文所以提出阿多諾，即在於指出：台灣在全面升高的大眾文化過程中，創造大眾文化的知識分子突出前衛性的文化商品，雖不能解決「知識權被剝削」

    的總局面，可是對「次文化」尊嚴權利的維護卻屬必要。《野火集》的意義，不在於它是不是對商品化的社會有何改變。

    而是，它在這個商品化的社會中能夠瓦解多少已經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龍應台是個情緒文字的博士，不錯。龍應台是個抗議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錯。龍應台是個煽動家，不錯。可是，用句老外的話：SoWhat（又怎麼樣？）我們如果平心而問：「今天在台灣的讀書人，他們裡面有多少人了解到自己的歷史任務是什麼？知道自己的歷史任務的人，又有多少願意去背負這個歷史任務呢？」我個人對龍女士的看法是：她自己最初也不是十分去探索這個問題的人，可是，文章一篇接一篇之後，社會的反應一波接一波而來，她被環境所迫，陷入了自我的膠著，於是內外交煎，開始思索和探求她先前所未思之問題。畢竟在社會裡受高等教育，比在書房裡長進得多，讀《野火集》的序言，我們看到的龍應台已經不是早先那個剛點野火的龍應台了。龍應台，我說對了嗎？積極看，《野火集》放在今天的「大眾文化」裡頭，它給大眾帶來了個人在「先前的大眾文化」中所得不到的「刺激」----快樂的或不快樂的。這些「刺激」多少對「先前的大眾文化」產生其一定的暖昧作用；甚至於顛覆作用。（國民黨的新生代、黨外的新生代不是都想這樣子做嗎？）眼前的事實是，資本主義的氣數還在，「龐大的商品堆積」時代還有的是，所以。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野火集》是一個例子，指出了「個人主義」和「大眾文化」之間，是有一個可以辯證出來的新的可能性存在。

    消極看，《野火集》並沒有使現在的商品法西斯，變得更烏托邦。只要我們打開電視連續劇，或者是到百貨公司走一走，我們是不是看到了一個所謂的「商品烏托邦」與「商品法西斯」的綜合體呢？總體看，《野火集》是統治階層容忍度內的最大聲抗議。所以，就統治者看，它有一定的顛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