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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蹟；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不是文明的裝飾，更不是爭取國際形象的手段。古蹟，是一面鏡子，一個指標，把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聯繫起來；沒有古蹟----沒有書頁里的花瓣、青糙茶的陶瓮、桃園的神社、高雄的古牆，我們便只是一群無知妄大的盲人。

    可是，為什麼一個中國人需要寫這樣的文章呢？歷史悠久的中國人？

    原載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中國時報？人間》

    以「沉默」為恥

    -- --為高雄市民喝彩這一齣戲精彩極了！台上有三個主角：一是剛剛上任的大頭市長，一是熱中連任的市議員，再就是「生氣」了的高雄市民。

    蘇南成當然知道他為什麼派任為高雄市長：他有魄力、有勇氣對準了膿包下刀。在台灣追求高等生活品質的過程中，環境污染是最臭的膿包，所以他要大刀闊斧地去整治。

    高雄的市議員團體卻有不同的算盤。選舉日迫近，選票最重要。攤販是不是社會膿包根本無所謂；一個攤販就是一張選票，非保護不可。大頭市長又是個外來客，這個時候不欺負他，更待何時？報紙上描述議員如何團結起來攻擊市長罔顧商販「民生」，來旁聽的攤販集團如何鼓譟叫好，市長如何抱歉----軟弱的抱歉，他唯一的支柱是：整理環境是政府的政策，他只是在執行「上面」的政策而已！

    作為觀眾的我，在台下憂心忡忡：壞人的聲音這麼大，沉默的大多數要沉默到什麼時候？這片面的「民主」繼續演下去有什麼意思？然而，「哐啷」一聲，高雄市民也跳上台了。寫信的寫信，打電話的打電話，明明白白地昭告世人這齣戲裡究竟誰扮演主人：我們市民要乾淨的環境，我們市民要安靜的社區；大頭市長所執行的不是「上面」的命令，而是「下面」----就是我小市民----的意願。你別忘了你今天在台上有個角色演只是因為我讓你上去演！別忘了誰是老闆！

    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場戲。我為每一個寫過信、打過電話、表過意的高雄市民喝彩。

    常有人說：台灣不能實施真正的民主，因為台灣的人民還沒有那個水準。這次高雄市民的表現可以作為對這種說法的反證。我們的人民顯然漸漸了解到「沉默的大多數」其實是一種罪惡。排隊買票時，真正可恨的並不是那一兩個插隊的人，因為他們是少數；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長排、幾十個耐心排隊的人眼睜睜看著少數人破壞秩序而不說一句話！

    沒有勇氣說，沒有正義感！而走出車站時還要抱怨：沒有用哪！亂糟糟，沒有用哪！

    中國人到歐洲旅遊，常常讚嘆歐洲環境的幽雅清淨，欣羨之餘，卻不曾想到，美好的環境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經由每一個國民的努力爭取來的。一個德國市民走在街上看見一個坑，他會生氣市政府保養工夫沒做好，會打電話去要求立即地改善。具有這種態度他必須先有兩個基本觀念：

    第一。他是主人。城市的美好要靠他的督促來維持，政府受僱於他，就有義務把事情做好。第二，他不能「沉默」，他沉默，就不可能有任何進步。

    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就有幾流的社會、幾流的環境，這話一點也不錯的。

    環境髒亂惡劣，就表示這裡的人民沒有能力創造美好的社會。我們是幾流的人民呢？高雄市民拒絕作「沉默的大多數」是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指標。

    不，沉默不是美德，是恥辱。

    原載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五日《中國時報？人間》

    啊！紅色！

    美術館長是個藝術工作者，還是政戰官？如果新聞報導沒有偏差的話，那麼事情是這樣的：李再鈐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術館展出，有人投書認為作品漆成紅色有點像中共的紅星；蘇瑞屏館長從善如流，立即把該作品花了八千元改塗成銀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議。這是一件小事嗎？我認為非常嚴重，因為「小事」暴露出兩個文明社會所不能容許的心態：第一是對藝術的極端蔑視，第二是極權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掛帥。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中國天主教文化協會會訊」，發覺其中轉載了《野火集》中一篇文章《正眼看西方》。文章是我的，名字也確實是我，但是內容中突然出現一段奇怪的話：「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奉，因為先在西方，而我們就認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實，天主子耶穌基督，人類的救世主，原來降生在中東？ .」這段話不露痕跡地混進了我的文章，卻不是我寫的！但是任何讀者都看不出來這段文字不屬於原文。

    這份天主教刊物不曾在事先與報社或作者取得轉載許可就逕行刊登別人的文章，這是對別人智慧財產的一種掠取行為。而塗改作品、穿鑿附會以達到利於自己的目的，這對於讀者是欺騙，對於作者，是栽髒。如果一個宗教團體可以塗改我的文章，那麼一個有政治野心的團體也可以在我的文字中插進它的宣傳用語----身為作者的人，要如何向世界澄清他到底寫了些什麼？文字的後果又由誰來負擔？我相信天主教協會塗改我的文章並沒有惡意，但這樣的行為所透露的，是對創作者極端的蔑視。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要為所寫的每一個字負責；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全心全意的努力與我所有智慧的集合。恣意地塗改作品是罪行，也是侮辱。李再鈴的作品如果是紅色的，那麼他一定有他最真切的理由；只有那一個顏色能真實地表達出他創作的意義，換了顏色，那個雕塑品就不再是他的作品。蘇瑞屏擅自塗改了一位藝術家的創作，就好像天主教協會私自改了我的文章一樣，那篇面目已非的文章不再是我的作品，紅色變銀色的雕塑品也不再是李再鈴的心血。這個行為叫做欺騙，叫做盜竊。天主教協會這樣做，我覺得只是欠考慮的結果，或許可以原諒；一個美術館館長做出這樣的事來，卻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個塗色「小事」很明白地顯示出來，台灣的藝術仍舊籠罩在若有若無的政治陰影里。首先，我們有這麼一個人逛到美術館去，他看的不是藝術品本身，相反的，他看到這麼一件紅色的作品，馬上興起政治的恐懼（害怕雕塑家是共產黨？害怕紅色對觀看人有洗腦作用？害怕共產黨為這個作品拍照作宣傳？）而給美術館寫這封疑神疑鬼的信。

    其次，我們又偏有這麼一位不用大腦的美術館長。她塗改作品的動機大致上只有兩個可能：第一，她也同樣有這位投書人的恐懼；因為同意紅色有政治危機，所以改色。

    第二，她並不同意投書人的說法，但為了避免「有關單位」可能會有的敏感，為了自己是「官」的身分，以為塗改顏色是最保險、最省麻煩的辦法。

    而最後，還有雕塑家本身。在他的抗議中，他說，只有一個人投書，怎麼能算！意思就是說，如果有兩個人或一百個人投書認為紅色有「政治」，那麼塗改顏色的行為就不算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