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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台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

    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拼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我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廿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

    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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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牆；於是改用國語，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根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情，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了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他不知道。他可以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仿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仿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里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錯在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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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廿歲的人表現出五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慈祥。

    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周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六點必須起床作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餵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Levy 早在一九四三年給所謂「過度保護」

    （Overprotection）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 .」；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 .」。

    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餵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

    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十二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餵哺式的輔導，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把學生口裡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

    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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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裡「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

    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捨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里來；充其量，作老師的只能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十二年，如果最後的大學四年他們也在鞭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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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