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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瑞士的德國人在背後說：這種方言能叫德語嗎？難聽死了，簡直是種喉嚨的病！他們衝著你的面，就是不肯說一句標準德語，明明知道你聽不懂；他們擺明了----就是不喜歡你德國人，怎麼樣？！

    加拿大講法語的魁北克，火氣可更大了。四周圍全是說英語的人，魁北克人一直在困守圍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為「媽媽講的話」戰鬥。你知道嗎？在魁北克，一棟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連英美國家的商業機構，譬如紐約銀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譯出來的名稱。可憐了住在魁北克境內講英語的少數民族，在九百萬法語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這些飽受委屈的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只有一條路：走！每一年有兩萬英語人離開魁北克這個家鄉。

    魁北克人因為對英語強勢文化反感，所以把語言問題提升到意識形態的抗爭層次，使境內的英語少數民族備受壓力。講閩南語的台灣人因為對北京語強勢文化反感，所以把語言問題擴大為意識形態的抗爭，使境內的外省「少數民族」忐忑不安。

    可是，任何冷眼旁觀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讓大量英語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傷害了自己，難道不能避免別人已犯的錯誤嗎？不喜歡瑞士的德國人可以回到德國，受排擠的魁北克英語人也可以卷了細軟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鄰省換個工作罷了。可是，你要台灣的外省第二代去哪裡呢？

    比較聰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們把自己的「土話」提升到「國語」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大聲說「媽媽講的話」，講得理直氣壯，口沫橫飛。滿足了每個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國人的場合，更可以發揮同仇敵愾的同胞愛，抵禦強勢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畢竟是少數人的語言。不出五百萬吧；講標準德語的，在世界上卻將近一億人。一個文化要成長茁壯，光憑自尊感和同胞愛顯然不夠。講「媽媽的話」的瑞士人，眼睛讀的、手寫的，卻是那傲慢的、令人討厭的、強勢中原文化的語言：標準德語。

    奇怪嗎？一點兒也不。就說作家吧！一個瑞士作家若以他「媽媽的話」寫一本書，只有五百萬人看得懂，若以標準德文書寫，可能的讀者卻超過二十倍。很現實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兩位作家，弗瑞敘和杜仁馬特，不是以標準德語寫作，他們是否會享有如此高的文壇地位，就很難說了。另一方面，也由於瑞士人不將自己從廣大的標準德語圈中劃出來，他們對德語文化的吸收和反饋毫無間隔，從大德語文化圈所汲取的養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卻壯碩豐滿。

    如果有人說，誰在乎市場？我就是要為那少數又少數的人而寫，因為只有他們懂得我最深處的傷痛。誰在乎那廣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話的讀者？

    有這種強烈鄉土情懷的作家其實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無視於所謂廣大世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語言寫給他村子裡的老媼看。誰能批評這份鄉土情懷呢？

    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華語文學的洪流中竟然獨特地發展出一支閩南語文學來，響著不同的音調，那豈不是件令人驚喜萬分的事情。被壓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來，是社會健康的跡象。

    除非，這個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個文化的壓縮為代價。

    我聽說，台灣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說是百分之二十嗎？）；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當高。我聽說，外省第二代的出版業者，逐漸地將經營中心移往大陸。我聽說，外省第二代的企業家考慮轉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灣豈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後塵？可是魁北克並沒有台灣那樣的生存危機呀！

    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吧！語言文化（說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別）成為意識形態的鬥爭工具，是四十年來政策偏差的惡果。受過壓迫的人不容易冷靜、客觀而公平地對待從前的壓迫者。但等這被壓迫的人得回了他應有的尊嚴和權力之後，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來。為方言文化抗爭的人或許就能理解：誰也沒有權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擔歷史的責任。受過迫害的人或許就能同意：歷史的組成，並不只有單純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個階級；沒有人是純粹的壓迫者，也沒有人是純粹的被壓迫者。受過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許更能體會公平和寬容的必要。

    讓權力的分配走上正軌，台灣會逐漸成熟，變成一個容忍異己、雍容大度的社會吧！在一個雍容大度的社會裡，不管什麼媽媽講的話，我們都說得理直氣壯。

    重回曠野

    1

    糙原邊上有幾株野生蘋果樹，秋天的蘋果熟透了滾落地上，在糙叢里露出一點紅艷，也沒人去撿。曠野里只有風吹著悠悠長糙，襯著一片遼遠的天空。

    好些天沒去，昨天再去的時候，驀然發覺糙原上這兒一落、那兒一落的花白辱牛，閒閒地晃著尾巴吃糙。糙原的四周由一條細線圍了起來，一條細得幾乎看不見的線，但是充了會讓你麻手的電，使辱牛不致于越界。

    我們立在細線的外頭，訪客說：「真美！好一片田園風光！」我卻沉默著，悵然若有所失。

    這一片無用的空地是我們放風箏的地方；仰頭眺望風箏的時候，你覺得腳下這片青青糙地和那天一樣大得無邊無際無礙，人就小得和那風箏一樣，可以縱身入大化。春天的蒲公英，看過吧？jú花般的豪華，當它變成素淨的粉白絨球，讓風吹散之後，慵懶的夏天就來到這裡。雪白的瑪格麗特----你說是雛jú----捲起整個糙原，密密麻麻的瑪格麗特瘋狂地開著搖著傳染著，採花的小孩沒進花叢像被海浪掩覆。

    冬天，走過雪鋪的糙原，即使看不見土拔鼠翻起的土堆，你一定也會注意到沒有皺紋的雪地上那花瓣似的足跡，若有若無的，野兔的足跡。

    這本是一片無用的曠野，曠野上人類的幼族練習翻滾，四足的鼠類挖掘地穴，長耳野兔狡獪地追逐。大眼睛的鹿從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曠野上不知為什麼地仰望星斗。

    現在，我發現，這曠野原來屬於某一個人，它竟是一塊農地。一條幾乎看不見的細線將無用化為有用，這「有用」斬釘截鐵地奪走了一份本來屬於我的空間。

    不知道你的感覺如何；作為一個廿世紀末、工業發展似乎定到盡頭的人類，我發現自己對「空」----物質環境的空間和心靈世界的空間----有著救命似的需求，像一個即將溺死的人需求空氣。

    2

    燈火華麗，夜晚的台北。我們的車子在紅綠燈和紅綠燈之間轉來轉去。

    「到哪裡去呢？」

    在紅綠燈和紅綠燈之間轉來轉去；

    到哪裡去呢？大台北有什麼地方可以讓兩個好朋友安靜地走一走、談一談----說不定黑漆漆的路邊還有糙叢，糙叢上還有明滅閃爍的螢火蟲？

    我們終於開到了陽明山，竹子湖一條村路上。台北的繁華燈火在遠方，風吹著暗影中的竹葉，發出原始的聲音。我們都鬆了口氣。

    「周末的時候，」可是他說，「這兒人山人海。來不得。」

    這不就是了嗎？你說。台北生活品質差，原因只有一個：人口太多。你德國給我來一個一樣的人口密度試試看！

    誰都不敢否認人口密度的巨大壓力吧！當我走在桃園市的任何一條大街上，我的心情是沉鬱的，這是一個把土地「用」到極點，「滿」到極點的城市。騎樓里塞滿了東西：機車腳踏車、衣服攤水果攤鞋攤清粥小菜攤……果敢的人更乾脆，幾塊木板截斷通道，騎樓面積就變成真正有用的自家廚房，行人就竄流到街上。

    可是街上也寸步難移，機車腳踏車汽車早巳先一步溢到街上，不小心空出來的幾寸地又早被檳榔攤和數不清的什麼攤占據，人，只好夾在鋼鐵和車輪之間輾轉呻吟，尋找踏腳的地方。

    我安撫自己緊張得要爆炸的情緒，說：「這都只是人口密度的必然結果！」說給自己聽。

    但是自己並不相信。

    你看看密度不低於我們的東京、香港、新加坡，他們的生活空間卻並不滿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還有深層的文化因素才能徹底地造成像桃園這一類夢魘似的城市吧！

    《天下》雜誌曾經報導過一個潛海人的經驗。當他從深海回到岸上時，海邊居民興奮地圍著他，所有的人都搶問一個問題：

    「抓到什麼？掠得啥米？」

    他什麼都不抓；他只是去看海。

    不浪費，什麼東西都得「有用」的觀念，幾千年如一日深埋在民族個性里。桃園大街上的店主站在門檻上看著空空的騎樓，搖搖頭：這塊地空著多可惜，用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