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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低著頭寫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邊的列車員倒以一種訓話的口吻說：「什麼事說就是啦，問姓名幹什麼！」

    他真是年輕得可以。眼睛還稚氣得很，是什麼使他這樣說話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資太低？還是，他身上穿著的制服和他頭上戴著的帽子告訴他：他有某種權威，這種權威代表他的人格價值？

    「問名字，好稱呼。」我說。「基本禮貌，不是嗎？」

    他不說話了，沒趣地走開。

    當我從軟臥取了文件回到餐車。發覺我原先坐著的位子上有個列車員坐著；他也沒事，只是坐在那兒無聊地看列車長開我的票子。我走過去，對他說：「對不起，讓一下。」

    裡頭還有一張空椅，他可以挪過去。可是他不，他抬頭看看我，顯然有點驚訝我竟然敢叫他挪個位子。他說：「你站著等。」

    「不，我不站著等，」我靜靜地說，「您挪過去！」

    他不動，似乎還沒碰到過這種狀況，一時有點應對不過來。好一會兒，他下了決心，說：「你站著。」

    我說：「不，請您挪過去，我不站著等。」

    就這麼僵持著，直到列車長站起來打圓場，推他一把說：「過去過去，又不是沒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會贏，因為在和他對話的時間裡，我已經站著等了。

    山間小路

    海德堡古城臨河，河對岸山坡上有條羊腸小徑，蜿蜒數里，覆著野花或莓果，看季節變化，小路無人不知，因為歷代哲學家，歌德、亞斯培斯、黑格爾、韋伯、海德格爾……都曾經在路上徘徊，從「哲學家小徑」遠眺，可以望見古城的石牆紅瓦和漸行漸渺的河景。

    我到長沙，什麼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條小路，也是一條山中小徑；在那條小徑上，朱熹，張栻，王陽明，左宗棠，曾國藩……都曾經徘徊，從小徑遠眺，可以望見古長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漣灩的湘江。

    那條小路在嶽麓山里，蜿蜒穿梭於書齋亭台、老樹池塘之間，覆著青苔或落葉。

    小路沒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牽引環繞的範圍，叫嶽麓書院。

    九月的一個下午，陽光穿過重重葉層，將老槐樹的影子閃爍灑在地面，與書齋穩重密實的投影形成動與靜的輝映，小徑上光影錯落，明滅之間時光恍惚，仿佛望得見前行者踽踽背影。也是九月，不到四十歲的朱熹經過長途跋涉抵達長沙，也是別的都不看， 渡過湘江， 直奔書院小徑，與張栻會面。他要和張栻面對面地討論「中庸」里關於中和的概念。兩個人不僅私下切磋，而且公開講學辯論。開講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朱張兩人渡湘江來回的地方就被老百姓喚為朱張渡。

    一個愛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為追究一個形而上的問題；輿馬爭飲，座無虛席，只為聽一場關於道德的辯論；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卻紀念兩個著書立言的人……什麼樣的社會才允許這樣的事情？那必定是一個認識文明、尊重文明的社會，八百年前的中國。

    可是這文明又是怎麼回事呢？朱張講學時如何地意氣風發，誰能想見朱熹日後的命運，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將他「梟首胡市」。朱熹雖然躲過了棄市的下場，卻難逃被貶為偽學逆黨，鬱悒以終，發喪時，生徒不許聚集。然而，受朱熹牽連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裡想像得到，再過三十年，宋理宗會讀朱熹的「四書」

    註解而愛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於是「逆黨」變成太師，於是「偽學」又成為官學。如果這是一個認識文明的社會，它又怎麼會如此恣意橫暴地玩弄文明於股掌之間？

    也許因為天氣炎熱，也許因為書院裡沒有附設歌廳茶座，遊人零落。我竟然可以安安靜靜地舉頭細看那屋瓦的顏色：不識魏晉的青糙一簇一簇點綴在瓦的行列間，赫曦台上有個六歲大的女孩拿著毛筆，蘸清水在地面練字。迴廊肅靜，聽得見風吹的聲音。如果吊上一盞風鈴，檐間一定叮零清脆。可是這屋瓦迴廊，我知道，並不都是這麼平靜的；作為文明的象徵，書齋和人一樣有時輝煌，有時覆滅，輝煌的時候，皇帝題匾贈書；覆滅的方式就多了：改朝換代的兵火可以將它付之一炬，居安思危的君主可以轉念之間「毀天下書院」，或者，陰柔一點的，乾脆將書院併入官學，納入體制，這千年書院，時而房舍巍峨，書聲朗朗，時而斷垣殘壁，鬼影幢幢。

    決定它生死的，似乎也全是那政治的霸權。

    文明竟是那麼脆弱的東西嗎？沿著小徑來到百泉軒，歷代山長的住所。廊前有一個小小的庭院，院裡一口小小的泉水。不對吧，如果霸權決定一切，這百泉軒怎麼還能在千年之後讓我看見？那泉里還冒著水呢！

    細讀書院史，就發現書院之所以建了又毀，毀了卻總能再建，是因為和政治霸權一直有一個不滅的抗爭力量。譬如朱熹的教育理念：「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今日讀來猶令人震動，一個社會已經體認到「學」與「問」是維繫文明的根本，它一定是一個思想發達、海闊天空的社會吧，可是，與「慎思明辨」抵制的力量或許更大。順治的「臥碑」：「為學當尊敬先生……勿妄行辨難……軍民一切利弊，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辨與不辨之間，文明時進時退。

    譬如書院在一一三一年毀於戰火，湖南安撫使劉珙「葺學校，訪雅儒，思有以振起」，重建嶽麓書院。劉珙是個什麼人呢？身為禮官。「秦檜欲迫諡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不論是對秦檜不從或者是在廢墟中興學，劉珙對抗的都是政治霸權對文明的壓迫，書院歷史的構成，就是這兩種勢力不斷的彼此抗衡與妥協的消長過程。

    我在樹影斑駁的小路上徘徊，不忍離去。若有時間，真想在那百泉軒的廊下坐到黃昏，聽風從最深邃的起點悠悠吹來。

    輯四　行萬里路

    發現台灣發現我

    1

    怎麼辦？

    把彈簧墊掀起來。就找到了毛病。這是一張巨大的床，中間支撐的梁木斷了，斜插在地毯上。沒有客人的時候，孩子們把這張客房裡的床當作體操墊，木樑都給蹦斷了。床墊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樣努力貼著床面，才不致於滑下來。

    怎麼辦？

    華德和我分別站在斷梁的兩邊，打量那毛鬚鬚的斷裂處。半晌，我說：「不難！

    拿一疊雜誌來墊在下面就可以。」

    他驚奇地看著我，似乎聽見了什麼荒唐的笑話，說：「我在想……測量木樑和地板的距離，我需要量尺；斷的地方要用兩個木樁支持，我需要電鋸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頭，連接木樁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長的螺絲釘，還有專門修補木製品用的強力膠……」

    我驚奇地看他一眼，覺得好笑：「那不是很費時間嗎？一疊舊書一樣可以撐著，我們唯一要決定的，是該用你的經濟學月刊還是我的文學雜誌，對不對？」

    「可是……」他搔搔頭，似乎作夢也沒想到世上有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可是可是……那樣床還是壞的；並沒有修，不多久又會塌下去，不結實……」

    我到儲藏間去找舊雜誌，真多呀，《小說世界》、《紐約書評》、《歐洲事務》、《明鏡周刊》、《文學月刊》……當我抱著沉沉的一疊雜誌回到床邊時，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裡拿著尺，腳邊擺列著電鋸、木塊、螺絲釘、強力膠、我叫不出名字的什麼工具……還有，清理善後用的吸塵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讀雜誌。當他把床修好了的時候，我也翻完了最後一本。他用手臂壓壓已經復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滿意於它的堅挺，一邊收拾工具一邊笑著說：

    「你。是個台灣的孩子。」

    我也笑了，對，我是一個台灣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雜誌修床的人。要聽證據嗎？在台灣一個杜鵑花夾道的大學校園裡，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客座教授曾經對我說：

    「中國人可愛極了！我跟總務處說宿舍里的床斷了一隻腿，不能睡人了，拜託趕緊修理----當天晚上就來了個工友，帶了四個磚頭……」他縱聲大笑。

    我一點也不覺得好笑；磚頭和雜誌，都是解決人生困境的權宜之計。奇怪的毋寧是，為什麼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權宜之計？

    2

    住在台北的時候。有個鄰居要搬家。不遠，不過從城南遷到城北，但畢竟也是一家四口，從尿布三輪車到針線紐扣筆筒打字機碗盤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夠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