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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狼狽脫走的已經弄不清楚，很可能是她看見了更好的對象因而放了我一碼。提著行李，不斷地閃避人群，找應該會合的人，找正確的候車室，忙忙亂亂，好不容易坐下來了，我才有時間回想高老太太，不，她不姓高，只是塊頭高大。回想她的眼光，她說：「給吧」，那麼直截了當，那麼理直氣壯，俯視著我的眼睛是坦蕩蕩，大無畏的，儼然逮著了一個欠她債的小人。

    而且她還用肩頭輕輕撞了我一下，帶點輕蔑地說：「怎麼樣，給吧！」

    火車掠過江南水光漣灩的風景，我卻想著高老太大：她怎麼可以這麼無賴？無賴的男人、年輕人並不少見。但是抗著典雅髮髻、樸素端莊的老太太也無賴？這怎麼說得過去？想著想著，我發覺自己微微生氣起來，對墮落的高老太太。然後就知道我其實沒有特別生氣的理由，台北的地下道里不是有個大家都認識的乞丐？他沒手沒腳，就坐在濕冷的地上，這個人當然不是自己爬到那兒去的，是有人每天把他拎到那兒擱下，晚上再收走，同時收走地上裝銅錢的破碗。歐洲的吉普賽人在冰天雪地里坐在薄薄的破報紙上，把年幼的孩子放在膝頭，向路人伸出乞討的手，那臉頰凍得通紅的孩子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躺在那兒，總是睡著，你不能不懷疑那可惡的作父母的是否給他吃了什麼藥。在印度，還有人拐了別人的孩子，砍了他的手腳，瞎了他的眼睛，讓他到街頭乞食。

    高老太大比這些人更無賴嗎？當然不，她只是謀生的技巧不同罷了，別的乞丐用殘缺的肉體或孱弱的兒童試圖激起人們的同情心，高老太太則採取了糾纏和無賴的行為試圖激起人們的厭惡感，人們或者因為動了惻隱之心而施捨，或者因為討厭得受不了，想得到解脫而給錢；就乞者而言，只是工作方法不同而已，誰也不比誰高貴。真正的重點可能在於，看誰的方法掙的錢多！

    我很快就原諒了高老太太----雖然她根本不需要我的或者任何人的原諒，可是我並不完全釋然；不，她大刺刺地攔著我，眼裡的坦蕩無畏清楚地表示她什麼都不怕，她的什麼都不怕令我感到不安；對某些價值的敬畏，我想，畢竟是文明之所以為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礎吧！

    我不站著等

    我們踏進和平飯店的咖啡廳。客滿。角落裡倒是有張桌子只坐著一個客人，白種人，我們走近，問他是否能讓我們共坐；他點頭，我們坐下。

    侍者看見了，有點緊張地走過來問：「你們跟客人打過招呼嗎？」

    我愣了一下；他憑什麼以為我們不懂這個基本禮貌呢？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人，他卻以質問來冒犯我們？反過來說，如果原先坐著的是長著東方臉孔的我們，而兩個西方人前來與我們共坐，他是否也會緊張地質問他們：「你們打過招呼嗎？」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國主義橫行的上海，能住進典雅的和平飯店，能在太平盛世和一個上海人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麼愉快的事。我擺出主人的架勢為陪我的朋友點飲料：「有鮮榨的柳橙汁嗎？」我舉頭問侍侍者好像沒聽見，只顧望著我的客人，我的客人於是用上海話說：「有鮮榨的柳橙汁嗎？」

    「有的。」侍者回答。

    「請您給我們兩個大杯的。」我說。

    侍者飄忽地瞄我一眼，把臉對著我的朋友，等著他說話。朋友說：「請給我們兩個大杯的。」

    「好。」侍者轉身走了。

    我睜大眼睛看著他的背影，有點兒張口結舌：「不是我多心吧？他……他根本不跟我對話？」

    朋友帶點尷尬地點點頭，是，他也看見了。

    「因為我是個女人？還是因為我不說上海話？」

    朋友想了一下。靜靜地說：「大概兩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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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

    她把一疊表格甩在桌面。

    「三個人都得填嗎？」我問。是個挺年輕的女孩子，扎著馬尾。我們進來的時候，她正低頭寫著塗著什麼，現在，她仍舊低著頭，寫著塗著什麼。這是一個縣級的賓館。

    「三個人都得分開填嗎？」我提高聲音。

    「對。」她低著頭，寫著塗著。

    不，我太不能適應了；我實在沒法適應談話時對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

    我說，「您可以抬頭看著我說話嗎？」

    她沒動，我等著。時間『分一秒過去，她顯然等著我自己覺悟。她坐著，我站著，想趕快有個房間躺下來的是我不是她，我一言不發地填了表格，三份。正在提起行李，她卻說話了，斬釘截鐵地：「先付款！」

    「付款？付什麼款？」

    她已經低下頭去，繼續塗寫----她也許是個尚未被發掘的作家，誰知道。

    「住房費？」我大吃一驚，「我們還沒住呀！」

    她終於用兩眼直視我了，那樣清澈美麗的眼睛竟然可以那樣的不友善：「先交費，後住房。」

    哎，我真生氣，覺得被她侮辱了，什麼話嘛，把住房的客人都當無賴來接待嗎？

    看著她冷淡，什麼都不在乎的眼神，我又感覺到自己的可笑，規定又不是這小姑娘定的，侮辱你的還不知道是誰呢！你跟誰去生氣？

    我站在櫃檯前，很想提起行李忿忿地走出去。可是我彎下腰，慢慢地取出行李中的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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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浙江松陽鄉下去探親。然後匆匆趕到衢州火車站，想買臥鋪票搭夜車到衡山。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陸旅行艱難，而是因為松陽鄉下前不搭村，後不搭店，加上時間勿促，我沒法事先安排車票。於是這樣的情況就發生了：在四十度的氣溫里，下午兩點，我帶著兩位將近八十歲的老人家，抱著行李，走進了衢州車站。

    賣票的高高在上坐著，又是個年輕的女性。「請問有軟臥嗎？」隔著玻璃，我擔心她聽不見。

    她的手上並沒有活做，可是不知怎麼，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觸，看著自己的手吧，對我的問題，她懶得開口，只搖頭。我有點兒高興，至少她聽見了。「那麼有硬臥嗎？」我小心地問，還回頭看看身後的老人家。

    她搖頭……

    「那麼，」我緊張了，想著母親的心班病，這是一趟十七八小時的路程，「那麼，有軟座嗎？」

    她搖頭，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麼，有硬座嗎？」

    她突然劈頭大罵：「沒有沒有什麼都沒有！你以為你在哪裡？！要買不買？」

    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頭看著地。我不知道她還能說出什麼話做出什麼事來，趕忙說，「買買買。」雖然我一點兒也不知道買什麼；她不是說什麼都沒有嗎？

    她把幾張票和找的零錢從潤口丟出來，對，是丟的。收攏了東西，我急忙轉身去照顧那老的，好像還習慣性地和售票員說了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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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毒熱，我看著滿頭大計的母親，有點兒發愁，開始責備自己太孟浪，沒為老人多想。手裡的車票拿出來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幾個小時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

    只好上車再打算，也許有空的軟臥，現在得先給老人找候車室休息，售票口對面就是軟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嗎？一拉開門，震裂耳膜的音樂當頭蓋下來，一男一女拿著安克風正在放聲高歌，音響放大到極致；候車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讓老人坐下，我去找車站服務員。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著制服的服務員。我湊近她，等她暫時停下來，然後說：「你們可能小聲一點嗎？那位等車的老太大有點不舒服。」

    服務員口齒伶俐地高聲說：「這兒是茶室，怕吵就別進來。」

    我看著她，多麼熟悉的一刻，她的臉和那賓館的服務生，火車站的售票小姐，重疊在一起。怎麼我所有的學問，所有的閱歷，所有的人生哲學在此時此地都用不上呢？我究竟有什麼詞彙能和她同一個頻率地溝通呢？我聽見自己說：「外邊不是掛著牌說這兒是軟座休息室嗎？」

    「軟座休息室現在是茶室，你要在這裡坐，一個人五塊錢。」她很乾脆地說，拿出票子。

    我們三個人推著行李，在炸裂似的音響中，像在叢林裡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出去的門。

    外面還是四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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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車，從杭州開來的列車，竟然真有幾張軟臥還空著。我大大地鬆一口氣。

    補票得和列車長交涉，是個帶廣東口音的年輕人，我問他：「您貴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