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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希望王孝廉誤讀了這本書。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所說的只有十分之一是真的，換成歐洲也會成為嚴重的政治事件：《惡兵》這樣的書幾乎不可能在德國出版；真要出版了，後果就不僅於「解聘」而已。有自尊的猶太人不會容忍這樣的民族污辱，有良知的德國人不會漠視這種寡廉鮮恥的心態……為什麼中國人就無所謂呢？

    一個美國人死了，美國舉國震動，並且讓大家都記得他的名字，好像他是個極重要的人。這裡頭，除了美國權勢強大之外，更重要的，還是美國人對個人價值的看重吧？！一個中國人死了，不管他是死在日本惡兵的刺刀下，還是文革惡少的拳頭下，還是黑暗的政治監獄裡；不管他是被菲律賓海盜劫持的漁民，或是作了三十年俘虜的少年兵----如果中國人自己的心靈不受震動，自己不看重那小小個人的價值，恐怕也沒有別人會去看重他吧。

    中國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須自己先記得。你說呢？

    誰的公園？

    在遙遠的異國，讀到這樣一則新聞：

    台南紡織公司董事長吳修齊，為了紀念雙親逝世四十周年，捐資一千五百萬元在台南市中山公園內興建念慈亭、念慈橋，還有頤和園的水泥仿製等等。對於外界反對的說法，吳修齊說，他的工程一切合法，而且省主席邱創煥已經「慨允題字」。

    中山公園究竟是屬於誰的？公園的用途究競是什麼？

    四十年來，我們老百姓生活在政治的禁錮之中，政治人物將他個人的形象、意志、心態，透過各種方式，強加在我們的感官和意識領域裡。十字路口、校園、山頭、公園，無處不是政治人物的銅像。牆上、窗上、街角、橋頭，到處都是政治人物的語錄。汽車裡、火車上、收音機的微波里，擋都擋不住政治人物的聲音。屬於大眾的空間和屬於私人的意識感官都被政治人物用他強大的滲透力霸占著、控制著。

    但那是過去，我們的社會經過長期地努力和掙扎，正從政治的五花大綁中脫身站起來。

    接下來的，難道竟是落入金錢人物的五花大綁中嗎？吳修齊有什麼權利將他個人的心念強加在大眾的空間？你說，因為他有錢。好，那麼我們的社會是否準備讓王永慶在墾丁公園內設置一個紀念他祖母（或者他姑婆、叔公、舅媽、表嫂）的大石碑呢？蔡萬霖是否可以在溪頭和阿里山頭鑄個世界第一大銅像來取悅他的妻子、兄弟或子女呢？一千五百萬元對這些人大概都是小玩意，台灣有錢人多得是，更何況，讓我們眼光放遠大一點，如果日本的國際企業董事長希望在玉山公園建一座小廟，小小一座就好，來紀念他二次大戰中的親密戰友呢？他可以出一千五百萬元的十倍。如果美國的洛克菲勒家族想在野柳的岩石頂端立一尊狗的石像，來紀念一隻失去的寵物呢？錢，他付得起。

    中山公園屬於台南全體的居民，它屬於大企業的董事長，也屬於夜市場賣「棺材板」小吃的攤販。如果小吃攤販沒有權利割下公園一角去埋葬他的父母，董事長也不該有權利「租界」公園一塊去紀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雙親。公園外的世界，本來就已經是一個由金錢主宰、割據的世界----有錢人才有房子可住、有錢人才有汽車可開、有錢人才能玩高爾夫球、上俱樂部……幸好有一個不屬於私人的公園，在裡面，有錢沒錢的人都踩著一樣綠的青糙，曬著一樣溫暖的陽光，望著一樣乾淨的池水，餵著一樣不知世態炎涼的金魚------

    一個公園，你不必向死去的政治人物鞠躬，更不必被迫去追思某個有錢人的雙親或配偶。

    一個公園，裡面唯一的銅像是擎天的樹幹，唯一的亭台是綠針的覆蓋，唯一的字是鴨蹼在泥地上走過的痕跡，唯一的複製品是噴水的池塘，唯一唯一的紀念意義，是「人來自大自然」的提醒。

    有錢人要推廣個人意念的方法很多，他可以買塊地，建座私人公園，私人公園裡面他有權利刻字、立碑、建亭台樓閣，無人可置喙。但是，讓私人的歸私人，大眾的歸大眾吧。

    莫斯科有條街

    到了阿貝特街，你才知道，為什麼莫斯科街頭冷清清的；人，都在這裡，在暖洋洋的阿貝特街。

    十月的莫斯科，沒什麼陽光，好像所有的陽光，在這個星期六的早晨，也聚攏到這一條街上來了，阿貝特街。

    你不斷地和漫遊的人們擦肩而過，不時要斜著身子免得和對面的人撞個滿懷。

    在斜身的一刻，突然感覺到油然而生的快樂；能夠在一條窄窄的街上，無所事事地和陌生人摩肩擦踵，知道他們也無所事事，只是為了一街懶懶的陽光而來，知道在你們幾乎撞個滿懷的剎那，你對他毫無戒備，他對你毫無芥蒂，這不是幸福嗎？

    詩 人

    滿臉鬍鬚的父親牽著幼兒的手排隊等買冰淇淋。用眼睛笑著的女郎把頭倚在情人的肩上。一個年輕人在賣花，黃色的玫瑰花。沿街的牆角上立著一張張框好的畫，懷才未遇的畫家也倚著牆根，把臉朝著太陽，閉上了眼。一個酒糟鼻老頭穿著件軍夾克，纏著路人要解說他衣領上每一個勳章的故事。

    前面有密密一圈人，你斜著肩擠進去。

    圈子中間站著一個年輕人，腳蹭著雙破舊的運動鞋，個子高瘦，長手長腳的，在群眾專注的眼光照she下，好像有點不知所措。他削瘦的臉頰顯得蒼白。你不知道他要做什麼。

    他開始了。他的聲音，由低沉轉而高昂，聲音里似乎有一條繩索，套著圍聽的群眾，把他們向中心一點一點拉進。他的臉上有了血色，黑沉沉的眼睛裡好像凝聚了燃燒的炭火。阿貝特街流動著人聲喧譁，這個角落卻在cháo流之外自成一個內聚的漩渦。

    他在念自己的詩。

    他念完了一首，群眾狂熱地鼓掌，等候下一個詩人踏進圈子。

    朋友在你耳邊解釋詩的內容：批評蘇聯在阿富汗參戰，渴望和平、自由、人權，要求心靈的解放，思想的解禁……

    可是你沒有聽見，你好像中了魔一樣，眼睛直直地看著念詩的青年，看見他深邃的眼睛逐漸湧上了淚水，看見聽詩的群眾神情凝重肅穆，好像面對著這世界上唯一的、重要的事情。

    你覺得暈眩，感覺是一個你以為死了多年的人驀然站在陽光耀眼的大街上和你談今天中飯吃了些什麼。

    詩，不是早就死了嗎？他的骸骨不是早就鉛化，不占地方，一頁一頁地夾在灰撲撲的書店角落裡，任誰也記不得？你也知道，偶爾，他的化妝師或祭師會把他的骸骨撿出來，對他的過去生平作一番討論、比較、定位、翻案等等，但是這些，也都必須在和殯儀館一樣重要的地點舉行才行----譬如大禮堂、演講廳。來觀禮的人們即使不穿著適合葬禮的服裝，至少也帶著適合追悼的心情而來；他們心裡明白自己面對的是個已死的存在……

    你萬萬沒有想到，在這個大家都說沒有春天的北國絕境裡，詩，還熱騰騰地活著。機械廠的工人、大學裡的學生，把詩打在一頁頁粗糙的紙上，碰到一個有太陽的星期六，就跑到阿貝特街上，找到一面斑駁的牆，把詩頁一張一張貼起來。人往馬路上一橫，對著晴天就朗聲把詩念出來，人們圍著詩牆也圍著詩人。有的還穿著工人褲，有的提著菜籃，有的讓小孩騎在頸上；沒有人穿著禮服來聽詩。

    最後一個詩人也念完了。群眾紛紛買詩。挑選自己喜歡的，一張詩一個盧布。

    你對那個黑眼睛的年輕人說你要他的一首詩，他卻放了厚厚一大疊在你手掌上。

    「我寫了這麼多。」他靦腆地說。

    「可是我不懂俄文呀！」你愧歉地說。

    你給了他一個盧布，取了一頁詩。

    有人碰了下你的手肘，是個中年男人，挺著巨大的啤酒肚子，他對你說：

    「從外面來的客人，你一定要把我們的真實情況告訴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把社會主義的真相說出去！」

    復 仇

    不遠處有鑼鼓音樂傳來，你已經被洶湧的人cháo卷到了街口，街口站著個圓柱，貼滿了花花綠綠的巨幅廣告。你的眼睛立刻就看到兩個觸目的英文字：

    「鐵幕！」

    你拿穩了手心裡的詩卷，聽見喬瑪說：

    「到了！」

    就是這裡？

    「按照他書里的描寫，」滿臉胳腮胡的喬瑪說，「應該就是這棟樓。」

    從弄堂穿過，來到了安靜的天井，阿貝特街上的喧聲就溶入了遠景。這是棟八層高的老房子，究竟哪一扇窗子是瑞巴可夫和薩沙住過的呢？

    一個包著黑頭巾的老婦人打開了一扇窗，抖動她的毯子，又把窗關上。

    她不就是薩沙的母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