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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味道，真好！

    黃昏，來到湖邊。向湖心游去，野鴨子的水紋與我撥出的漣漪輕輕吻合。水糙將湖水浸得碧綠，水在肌膚上的感覺，像柔軟潔淨的絲緞。五百個人所在的湖畔營區，寂靜無聲，瑞士人在靜默中低聲細語，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擾別人欣賞夕陽湖光的心情。

    走過住宅間的小巷，聽不見任何電視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濃密的樹葉里嘹亮的鳥聲。到公園裡漫步，花徑糙坪上不會有垃圾、狗屎、玻璃碎片。公車的座椅上，不會有嚼過的口香糖、泥鞋印。在人行道上走著，不會有腳踏車從你身後趕來。騎著腳踏車，不會有行人在前面阻礙。開車的時候，不會有老兄慢條斯理的點菸，擋住去路。

    美麗、安靜的環境，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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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為什麼美麗的環境裡總是住著冰冷的人？為什麼熱情可愛的人總是造出雜亂吵鬧的環境？似乎個性中一定要有那麼一股令人凍結的涼氣，才培養得出文明幽雅的環境，可愛的人與可愛的環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輯二　都是過客

    一個美國人死了

    你聽過「克林賀夫」這個名字嗎？

    大概沒有。但許多歐美人記得這個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遊輪被中東暴徒劫持；在劍拔弩張的衝突中，這位上了年紀的美國遊客被槍殺了，屍體丟進了地中海。

    在幕後為劫船獻計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要員。兩個月前，當阿拉法特在阿爾及爾對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場時，美國記者尖銳地逼問阿巴斯：

    「克林賀夫為什麼浮屍海上？」

    阿巴斯，據說，淡淡一笑，回答：

    「或許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覆使美國人熱血沸騰，媒體競相報導他這句「糙菅人命」

    的話。

    他只說了那一句話嗎？不只，但大多數報紙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緊接著的言論。

    他反問：

    「以色列可曾對被他們槍殺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難過？美國可曾對格那達的無辜犧牲者表示遺憾？我倒真希望我們犧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賀夫一樣的出名。你說不說得出來十個被以色列瓦斯槍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說不說得出來十個被以色列士兵殺死的巴勒斯坦孕婦的名字？

    記者楞在那裡。

    他們說不出一個名字來。因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婦、嬰兒----都是無名無姓的老百姓；慢著，你說，可是克林賀夫也只是一個尋常百姓。不錯，那要看是誰家的百姓了；克林賀夫是個美國人，他的死，和幾百個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語。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價格？或許你一點兒也不驚訝，你畢竟是身歷浩劫的中國人。

    裕仁天皇重病，號稱民主國的國民匍匐在地，為皇上聖體祈禱，全國沉醉在帝國時代「美麗」又「哀愁」的懷舊浸漬之中。

    我心裡開始微微地緊張：害怕在台灣的報紙上看見刺心的文字。會不會有中國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懷舊的、甚至於「愛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寫裕仁之將死？

    台灣的媒體是否會像日本的媒體一樣，派出記者到皇宮前紮營，報導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數、心跳的頻率、昏睡的時數？

    你不能說我杞人憂天。關於神風特攻隊的日片到台灣上演時，所有的報紙都刊了醒目的廣告，用最激勵的字眼要中國觀眾去看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賞他們如何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為國家犧牲犯難；用最動人的字眼要中國觀眾去體會那些「健兒」與父母、情人訣別時的痛苦與莊嚴……這些電影商設計的巨幅廣告，要中國人為「神風特攻隊」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動。

    你不記得了嗎？

    我記得，所以我心裡微微地緊張，害怕見到中國文字，要我準備為日本天皇之死覺得難過、惋惜。

    在我正緊張的時候，英國的《太陽報》卻大張旗鼓地對裕仁批判起來。這真是異數。大部分的西方媒體在裕仁重病之後，都只是「行禮如儀」地報導天皇吐血的次數、心跳的頻率、昏睡的時數。歐洲人對日本的經濟「侵略」非常在意，步步為營，對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歷史，卻沒有多大興趣，那畢竟是別人家的事，「與我無關」。

    《大陽報》用了嚴厲的言辭指控裕仁的戰爭責任，強調了日軍的暴虐殘酷，陳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驚訝地叫了一聲，《太陽報》是在為咱們中國人說話嗎？

    不是。《太陽報》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萬計的中國百姓，而是以百千計的英國俘虜。他們，在俘虜營中受到虐待。

    四十年過去了，西方已不再時興談日本的戰爭責任。一旦談起時，人們心中記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較之下極其少數的英國百姓。有誰記得那千萬個沒有面貌、沒有名字、沒有聲音的中國百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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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中國人是記得的。《中時晚報》副刊就曾經以「我們要求裕仁對中國人謝罪」為專輯主題。這樣的言論，會不會引起日本社會的注意？會不會成為西方媒體的新聞？

    沒有。我不曾在歐洲任何報紙上讀到「中國人如何看日本人」的報導。但是，當廣島市長說「天皇應該為戰爭負責謝罪」時，它卻成為重要新聞。而廣島市長認為天皇應該謝罪的對象是誰呢？當然是蒙受原子彈大難的日本人！除了他們，還會有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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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說：美國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貴重； 英國人、日本人命，比中國人命值錢；So What？在封建時代，路上失控的一輛馬車，可能壓死一個王孫貴族，也可能撞死一個賣油郎，結果就是不會一樣。大街小巷會把那慘死的貴族的姓名掛在嘴邊，路可能因而拓寬，車馬行駛條規可能因而更改，馬車夫可能因而入獄----誰也不會記得那賣油郎的名字。

    你說的當然不是全沒道理。人的價值往往由權勢的大小來評定。四十年前，吉普賽人也是攜老扶幼地進了集中營，剝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裡。然而在滔滔輿論中，有多少聲音是為他們而發的？流浪的、不識字的、沒有國家的吉普賽人，沒有權勢，沒有聲音。

    可是我相信權勢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們覺得這個世界似乎對中國人的苦難相當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國人自己對自己的苦難相當淡漠。大陸的情況我不敢說；在台灣成長，我只記得全國的學童為光復節等節日遊行、演講、彩排歌舞話劇，用極大的人力、物力鋪排繁華昇平的氣氛。只是從來不見，在七七那樣的日子，中國人用一天的時間肅靜下來，哀矜過去、審視未來，深沉地面對一下民族的靈魂，從來不見。

    怎麼我們對歷史的創痛那麼容易忘記？當我們自己對人命漠然的時候，又如何能怨懟別人漠視我們的苦難？

    不久以前，柏林每日新聞的一個記者被解聘了。原因？他去採訪了一個小酒店，酒店裡人群擁擠、煙霧繚繞。他寫的報導文章說，「酒店擠得像個煤氣房一樣」。

    就是這麼一個句子，他被解聘了。猶太人認為把煤氣房和酒店相比，是有意蔑視猶太人的苦難，嚴重侮辱了猶太人。

    這樣的指控，在西方世界裡，任誰也擔當不了。

    如果你懂日文，或許應該看看《惡兵》這本書。這是日本叢文社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日兵戰爭回憶錄。王孝廉這樣介紹《惡兵》：

    「作者森金千秋每在強姦鏡頭出現的時候，他的筆調便充滿了一種性的刺激與興奮。他用很詳細而且誇大的筆調去強調中國女人的骯髒，他用下流的筆調去描寫那些中國女人的身體和私處以及性行為，他並且以他自己的想法去形容和描寫這些被強姦的中國女子是如何地自願獻身以及如何地鍾情和留戀於強姦她的日本惡兵……

    書中出現的日本兵，雖然作者偶爾也寫些日本軍官的跋扈與野蠻，但作者卻認為這些投身於中國大陸作戰的日本兵是勇敢善戰的日本健兒，作者對書中主角惡兵三村正春是充滿了愛意和敬意的。」（《春帆依舊在》，一九八○年洪範出版，一九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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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這是一本德文書，假定作者的名字是「漢斯施密特」，他寫的是「用下流的筆調描寫那些猶太女人的身體和私處以及性的行為……被強姦的猶太女子是如何地自願獻身……留戀於強姦她的德國惡兵……」

    你能想像後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