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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秀黃裳聽他分析得頭頭是道，也都覺有理，家秀要求說：「可是，我要找一間窗戶臨街的房子。那種房頂又低屋子又暗終年不見陽光的弄堂屋子，我可受了不了。」

    柯以笑：「知道你喜歡敞亮……寶昌路的石庫門房子同老石庫門不一樣，質量高得多，窗子也都臨街，不如就在那裡找。」

    然而崔媽驚惶起來：「辭工人?那我怎麼辦?我去哪兒?」又懇求黃裳：「小姐，我是怎麼也不離開你的，我看著你從剛睜眼長到這麼大，你就讓我跟你一起走吧。你又不懂生活，怎麼照顧得了二奶奶呢?還是讓我去美國服侍你們吧，我情願不要工資。」

    黃裳為難：「何媽媽，這麼多年來，你怎樣待我，我比誰都知道。我也捨不得媽媽你，可是出國是筆大費用，你也聽到了，連我們走也要柯老師資助呢，而且出去之後，什麼時候找得到工作也不一定，不如這樣，等我們出去安定了，我再接你去可好?」

    崔媽大哭起來，抱著黃裳道：「小姐啊小姐，我活了一輩子，得你叫這一聲『何媽媽』，死了也瞑目了!我這些年來，也積攢下一點錢，原準備防老的，如今情願全拿出來，托柯先生代我買一張船票，我說什麼也要跟了小姐去的哇。」

    她說得如此懇切，連家秀和柯以都忍不住流了淚。柯以點頭嘆道：「忠僕啊!」轉念想到革命就是為了消除階級，這主僕一說原當廢除，便又不說話了。

    家秀勸：「既這樣，阿裳，就讓何媽媽跟你一起走吧，好歹一家人有個照應。」

    黃裳站起，扶崔媽在椅子上坐定了，忽然雙膝跪倒，磕下頭去。崔媽慌得連忙扶住，大驚之下，竟拽住一句詞兒來：「小姐，你可折煞我也!」家秀和柯以忍不住都笑了。

    黃裳鄭重道：「何媽媽，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第二個母親。我黃裳對天發誓，無論怎樣艱難困苦，只要我一口氣在，就一定待你如親媽一樣，為你養老送終，絕不違言!」

    崔媽激動得老淚縱橫，直從心底里開出花來，抱住黃裳又哭又笑地說：「我值了!裳小姐，有你這幾句話，我就是明天『崩』一聲死了，也值了!」

    這以後，崔媽果然一直跟隨著黃裳，越洋過海，榮辱與共，活得比趙依凡還要長。她惟一的遺憾，只是一直未能看到她的好小姐找到一個好歸宿，而且，沒有機會伏侍黃家的第三代。

    而柯以，也果然替家秀在寶昌路石庫門建築群找了一間窗戶臨街的房子，同她走動一直很密。到了1949年，中國歷史上俗稱「黎明前黑暗」的那段最恐怖的日子，國民黨瘋狂捕殺共產黨地下黨員，家秀還曾掩護他逃走。後來解放了，柯以重新回到上海，同家秀劫後重逢，悲喜交集，幾次試圖重續前緣。然而家秀總是遲疑，覺得自己以前風光的時候沒有嫁他，如今落魄了，反來相就，倒好像登高枝似的。再後來組織上替柯以介紹了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戰友，他看著同家秀實在是沒有可能，便只得接受了安排。

    柯以的第二次結婚，是採取新式的文明婚禮，只到政府部門登了個記，又請幾位相投契的朋友到家裡聚了聚，熱鬧一回也就算了。家秀沒有來，她那一天去了杭州，說要看一個要緊朋友。但是柯以知道她其實哪裡也沒有去，可是也不肯拆穿她。家秀在這件事上做得不大方，反而讓他有一絲酸澀的歡喜。至少，他知道她是在意他的，會為了他的婚禮而不快。

    他們後來做了一輩子的朋友，然而始終只是冰雪友誼，不涉私情。左傾、右傾、四清、文革，他都一直幫著她。她資本家小姐的歷史被掩飾了，檔案上，黃家秀只是一個清清白白的紗廠女工，住在石庫門的簡陋房子裡，一個標準的城市平民。黃裳沒有能看到新中國的成立，但是她看到了，平靜安寧地一直生活到老，一生沒有結婚。

    而柯以，他對於當年那段姻緣的錯失交臂到底有多麼悵憾，從來不曾對人說過。但是1979年他患胃癌病危的時候，曾立下遺言：希望死的時候，可以佩戴那隻1935年的勞力士金表一同入葬。

    沒有人知道，那隻表其實是黃家秀此生送他的惟一一件禮物。

    ☆、二十五、沒有風的扇子

    二戰後的上海空前地繁榮，空前地混亂，空前地動盪，空前地悽美。

    劫後餘生的美國大兵們從昆明、從沖繩、從關島一批批地涌到上海來，他們犒慰自己的最好辦法就是尋找愛情。異鄉風味和戰爭經歷給他們塗上了浪漫的色彩和陽剛的意味，使他們成為斯文柔弱的上海男人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毫不費力地俘獲了上海姑娘的心。

    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愛情故事上演，而其中大半是悲劇。嬰兒一批批地被生下來，這是世界和平的國際產物，是軍民友好的副產品。他們的國籍問題後來成了亘久為難的一個疑點。但是在當時，狂歡的二戰勝利浪潮里，年輕的心照例是想不到這些現實煩惱的。勝利的喜悅是催情劑，離亂的哀愁是生春藥，三個月，或者五個月，萍水聚散，雲雨歡情，上海大美電台里專門租著一個頻道用來播放美國流行歌曲，而機場和海港天天上演著生離死別的劇目。美國大兵和上海姑娘當街擁吻成為常設街景，連圍觀都引不起來的。

    每天都有捨不得走的人不得不走。

    每天都有想走的人被迫留下。

    每天都有人為了走或者留而煩惱，而哭泣。

    黃裳也不例外。

    出國的事是早已經定下來，可是她總找著各種各樣的藉口拖延著。雖然手續一直在辦，卻總是不大上心，也總是不肯相信，真的就這樣與卓文告別了。一夜夜，夢魂無據，飛渡千里，可是山長水遠，她望不見卓文，找不到卓文。一張張匯款單長了翅膀飛向酆都，卻換不回片言隻字。而今，她要走了，自己也成了流浪之身，負債纍纍。她再也沒有能力接濟他，可是，又怎能放心就這樣離開?

    直到有一日，在電影院，散場時，她隨著人流往外走，忽然有人碰了她的肩一下，扭轉頭，是個戴著黑色鴨舌帽的男人，態度很謹慎，可是眼中沒有惡意，迅速地塞她一張字條，說：「蔡先生要我交給你。」

    她一愣，那人已經消失在人群中。事後很久她才想起，那大概就是她從黃家風手中救出的兩個抗日分子之一，可是分不清是胡強或者裴毅中的哪一位。應該是胡強吧，因為學生腔的裴毅估計沒有那麼快的身手。

    她一直走出電影院很久才敢打開那字條，匆草的，只有幾行字。首先觸入眼帘的，不是內容，而是字體，熟悉得令人心痛。

    「我走了，不必打聽我的下落，也不需要再給我寄錢。大概沒有機會再見面，但我說的每句話，都做數。」

    沒有署名。

    但她當然知道他是誰，也知道他說的什麼。如此隱晦，該是因為害怕出意外，遺人以柄吧?他仍然這樣地替她著想。

    她站在路邊的燈柱下哭了。

    路邊的桂花被吹落了，落在雨中，卻仍然散發著依依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