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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小朋友會愛看。其實，兒童節的情況還算好的，到了我們的節日更糟。到了教師節，就唱些歌來歌唱人民教師，我當過很多年教師，但就是不愛聽那些歌——連詞帶曲全都很糟。詞曲作者寫應景的作品，當然提不起精神。歌手們唱這種應景的歌也盡跑調兒——我看他們上台前連練都沒練過。不練是對的，練這種繞嘴的歌兒會咬傷舌頭。人民教師里教音樂的人聽了這種歌准要哭：怎麼教出這樣的學生來了？以前我當教師，聽見這種歌就起一身雞皮疙瘩。現在不當了，雞皮疙瘩起得倒少了……到了春節就要聽相聲，相聲越來越不逗。還有那些犯貧的小品——平常的日子還可以不受這種罪……

    對電視觀眾來說，幸運的是：不是每天都是節日和大的紀念日，在這些日子裡可以指望看點好節目。對電視台的編導來說，不幸的也是：不是每天都是節日和紀念日，那一天他們必須給觀眾找點節目。我現在站在編導一方來說話——我們應該體諒電視台的難處。我認為，可以增加節日和紀念日的數目。舉例來說，現在有兒童節、青年節、老人節，怎麼沒有中年節呢？要知道，中年人肩負著生活的重擔。再比如說，現在有婦女節，為什麼沒有男人節呢？要知道，男人更需要關懷嘛。再說，打鬼子也不必等到抗戰勝利五十周年，每年的「七七」和「八一五」都可以打他們。經過這樣安排以後，可以做到每天都有一個題目，只要在這個題目之下，不管節目好壞都可以演。到了中年節，除了《人到中年》，似乎沒什麼可演的了，這就省得挑挑揀揀，年年都演它。我現在想不到有什麼專以男人為題材的影片，那就更好。乾脆什麼都不演，電視台放假，在屏幕上放一條字幕：本台全體人員向全國所有的男同志致敬。有些計算機病毒鬧起來就是這樣：屏幕上冒出一行字來，就焊死了不動了……有些電腦可能會染上某種擇日發作的病毒，比如「黑色星期五」、「米開朗琪羅」，這種病毒要好幾年才發作一次，一台電腦也頂多染上一兩種病毒。電腦病毒不可能時常發作，更不可能每天都發作。這理由很簡單：電腦是買來用的，每天鬧一次，這種破爛我們要它有何用處？相比之下，我發現大家對電視比電腦寬容得多。 上次禮拜黃先生來訪問我，問我愛聽誰的歌。我實在想不起歌手的名字，就順口說了個披頭士。其實我只是有時用披頭士的歌來吵吵耳朵。現在我手上有這四個英國佬的幾盒磁碟，CD連一張都沒有，像這個樣子大概也不算是他們的歌迷。只是一聽到這些歌就會想到如煙的往事：好多年以前，我初到美國，深夜裡到曼哈頓一位左派家裡做客，當時他家裡的破錄音機正放著披頭士的歌。說起來不好意思，我們根本不認識人家，只是朋友的朋友告訴了我們這個地址。夜裡一兩點鐘一頭撞了進去，而且一去就是四個人。坦白地說，這根本不是訪友，而是要省住旅館的錢——在紐約住店貴得很。假如不是左派，根本就不會讓我們進去，甚至會打電話叫警察來抓我們。但主人見了我們卻很高興，陪我們聊了一夜，聊到了切·格瓦拉、托洛茨基，還有浩然的《金光大道》。這位先生家裡有本英文的《金光大道》，中國出版，是朋友的朋友翻譯的。我翻了翻，覺得譯得並不好。這位朋友談到了他們沸騰的六七十年代：反戰運動、露天集會、大示威、大遊行，還講到從小紅書上初次看到「造反有理」時的振奮心情。講的時候，眼睛裡都冒金光。我們也有些類似的經歷，但不大喜歡談。他老想讓我們談談中國的紅衛兵，我們也不想談。總的來說，他給我的印象就像某位舊友，當年情同手足，現在卻話不投機——我總覺得他的想法有點極左的氣味。要是按他的說法，我不必來美國學什麼，應該回去接著造反，我不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但不管怎麼說，美國的左派人品都非常之好，這一點連右派也不得不承認。

    我記得這位左派朋友留了一頭長髮，穿著油光水滑的牛仔褲，留了一嘴大鬍子，裡面有不少白絲。在他那間窄小、骯髒的公寓裡，有一位中年婦女，但不是他老婆。還有一個傻呵呵的金髮女孩，也不是他的女兒。總的來說，他不像個成功人士。但歷史會給他這樣的人記上一筆，因為他們曾經挺身而出，反越戰，反種族歧視，反對一切不公正。凌晨時分，我們都困了，但他談意正濃——看來他慣於熬夜。在戰鬥的六七十年代，他們經常在公園裡野營，在火堆邊上談著吉他唱上一夜，還抽著大麻煙。這種生活我也有過，只不過不在公園裡，是在山坡上。可能是在山邊打壩，也可能是上山砍木頭，一幫知青在野地里點堆火，噢噢地唱上一夜。至於大麻，我沒有抽過。只是有一次煙抽完了，我拿雲南出的大葉清茶給自己卷了一支，有雞腿粗細。拿火柴一點，一團火冒了上來，把我的睫毛燎了個精光。茶葉里沒有尼古丁，但有不少咖啡因，我抽了一口，感覺好像太陽穴上挨了兩槍，一頭栽倒在地。只可惜我們過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意義，只是自己受了些罪而已。對此我沒什麼可抱怨的，只是覺得已經夠了，我想要干點別的——這是我和左派朋友最大的不同之處。但不管怎麼說，在美國的各種人中，我最喜歡的還是左派。 十年前我在美國，每天早上都要起來跑步，跑過我住的那條街。這條街上滿是舊房子，住戶一半是學生，另一半是老年人。它的房基高於街道，這就是說，要走上高台階才到房門口。從房子到人行道，有短短的一道漫坡。這地方只能弄個花壇，不能派別的用場——這就是這條街的有趣之處。這條街上有各民族的住戶，比方說，街口住的似是英裔美國人，花壇弄得就很像樣子。因為這片空地是漫坡，所以要有護牆，他的護牆是塗了焦油的木材築成，壘得頗有鄉村氣氛。花壇里舖了一層木屑，假裝是林間空地。中央種了兩棵很高的水杉，但也可能是羅漢松——那樹的模樣介於這兩種樹之間，我對樹木甚是外行，弄不清是什麼樹。一般來說，美國人喜歡在門前弄片糙坪，但是糙坪要剪要澆，還挺費事的；種樹省心，半年不澆也不會死。

    我們門前也是糙坪，但裡面寄宿的學生誰也不去理它，結果長出耐旱的蒿子和茅糙來，時常長到一人多高。再高時，鄰居就打電話來抱怨說這些亂糙招蚊子，我們則打電話叫來房東，他用廣東話嘟嚷著，罵老美多事，把那些雜糙砍倒。久而久之，我們門前又出現了個干糙垛。然後鄰居又抱怨說會失火，然後房東只好來把這些干糙運走。上述兩棟房子裡的人都不想伺候花糙，卻有這樣不同的處理方法。但我們門前比較難看，這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左面住了一家義大利人。男主人黝黑黝黑，長了一頭銀髮，遇上我跑步回來，總要拉著我嘀咕一陣，說他要把花壇好好弄弄。照我看，這花壇還不壞，只是磚護牆有些裂fèng，裡面的土質也不夠好，花糙都半死不活。這位老先生畫了圖給我看，那張圖畫得太過規範，叫我懷疑他是土木工程師出身。其實他不是，他原來是賣比薩餅的。這件事他籌劃來籌划去，遲遲不能開工。

    在街尾處，住了一對中國來的老夫婦，每次我路過，都看到他們在修理花園，有時在砌牆，有時在掘土，使用的工具包括了兒童掘土的玩具鏟以及各種報廢的廚具。有一回我看到老太太在給老頭砌的磚牆勾fèng，所用的家什是根筷子。總而言之，他們一直在幹活，從來就沒停過手。門前的護牆就這麼砌了出來，像個彌勒佛，鼓著大肚子。來往行人都躲著走，怕那牆會倒下來，把自己壓在下面。他們在花園裡擺了幾塊歪歪扭扭的石頭，假裝是太湖石。但我很怕這些石頭會把老兩口絆倒，把他們的門牙磕掉……後來，他們把門廊油得紅紅綠綠，十分惡俗，還掛上了一塊破木板釘成的匾，上面寫了三個歪歪倒倒的字「蓬萊閣」。我不知蓬萊仙閣是什麼樣子，所以沒有意見。但海上的八仙可能會有不同意見……

    關於怎樣利用門前空地，中國人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在角落裡攔出個茅坑，攢點糞，種菜園子。小時候我住在機關大院的平房裡，鄰居一位大師傅就是如此行事。他還用廢油氈、廢鐵板在門前造了一間難以言狀的古怪房子，用稻糙繩子、朽爛的木片等等給自己攔出片領地來，和不計其數的蒼蠅快樂地共同生活。據我所見，招來的幾乎全是綠熒熒的蒼蠅，黑麻蠅很少來。由此可以推斷出，同是蒼蠅，黑麻蠅比較愛清潔，層次較高，綠豆蠅比較髒，層次也低些。假如這位師傅在美國這樣干，有被拉到街角就地正法的危險。現在我母親樓下住了另一位師傅，他在門前堆滿了揀來的易拉罐和廢紙板，準備去賣錢。他還嫌廢紙板不壓秤，老在上面澆水。然後那些紙板就發出可的味道來，和哈喇的臭鹹魚極為相似。這位老大爺在美國會被關進瘋人院——因為他一點都不窮，還要攢這些破爛。每天早上，他先去搜索垃圾堆，然後出攤賣早點。我認為，假如你想吃街頭的早點，最好先到攤主家裡看看……我提起這些事，是想要說明：門前空地雖是你自己的，但在別人的視線之中。你覺得自己是個什麼人，就怎麼弄好了。

    後來，我的義大利鄰居終於規劃好了一切，開始造他的花壇。那天早上來了很多黑頭髮的白種男人，在人行道上大講義大利語。他們從一輛卡車上卸下一大堆混凝土砌塊來，打著嘟嚕對行人說sorry，因為擋了別人走路。說來你也許不信，他們還帶來幾樣測繪儀器，在那裡找水平面呢。總共五米見方的地面，還非弄得橫平豎直不可。然後，鋪上了袋裝腐殖土，種了一園子玫瑰花，路過的人總禁不住站下來看，但這是以後的事。花壇剛造好時，是座莊嚴的四方形建築。是一本正經建造的，不是胡亂堆的。過往的行人看到，就知道屋主人雖然老了，但也不是苟活在世上。 有一次，我在早上八點半鐘走過北京的西單北大街，這個時間商店都沒有開門，所以人行道上空空蕩蕩，只有滿街飛揚的冰棍紙和賣唱的盲人。他們用半導體錄音機伴奏，唱著民歌。我到過歐美很多地方，常見到各種殘疾人乞討或賣唱，都不覺得難過，就是看不得盲人賣唱。這是因為盲人是最值得同情的殘疾人，讓他們乞討是社會的羞恥。再說，我在北京見到的這些盲人身上都很髒，歌唱得也過於悲慘。凡是他們唱過的歌，我都再也不想聽到。當時滿街都是這樣的盲人，就我一個明眼人，我覺得這種景象有點過分。我見過各種各樣的賣唱者，就屬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讓人傷心。我想，最好有個盲人之家，把他們照顧起來，經常洗洗澡，換換衣服，再有輛麵包車，接送他們到各處賣唱，免得都擠在西單北大街——但是最好別賣唱。很多盲人有音樂天賦，可以好好學一學，做職業藝術家。美國就有不少盲人音樂家，其中有幾個還很有名。